中华精神-(上)_邓纯东_9787507335439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中华精神（上）》以集纳历史小段故事的形式，就人们社会生活中涉及到的如何修身、持家、处世、治学、为政等问题，对我们祖先那些足以垂范于今人乃至后人的优秀精神，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
对于民族精神，学术界和社会上见仁见智者认识不同。我们认为，由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形成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基础之中，因此并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都适合于现代社会。用现代化观念比照，也可发现其中不乏封建糟粕和迂腐的内容。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华精神体现了一种从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整体联系把握人的命运、规范人的言行准则的思维方式，强调从自我修养做起，以对家庭、社会、国家负责的精神为人处事，这些无论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有永恒价值的。

    第一编报国
    第一章精忠报国
    老子著《道德经》五千言，字字珠玉，而曰“国家昏乱有忠臣”一语，尤为深刻。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时，才可能分辨忠奸臣子。在和平盛世，“大奸似忠”，君主和百姓无由考察，忠奸难分。如吴王夫差之生时，斥伍员为奸，伯喜额忠心可许，及吴亡，始知识人之误。又如王莽篡位前，人人曰似周公，及篡位，始知别有用心。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产生了因种族、血缘、风俗而形成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原始民族部落中，会产生一些忠于部落、为部落的生存、荣辱、兴衰奋斗的勇士，如传说中的后羿、女娲、神农氏、稷、尧、舜、鮭、禹等人，都因为对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同胞作出了贡献，因此受到后人称颂。
    至于说到把忠心和国家联系起来，所谓忠心为“国”，则起码要到阶级社会以后。毫无疑问，在充满了伦理道德观的中国，是不乏忠臣义士的，只是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地方，忠臣义士缺少表现机会。只有当处昏上乱纲亡国灭种之际，贤愚不肖，忠臣奸佞才能表现出来。忠既然与奸佞是相对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出现了奸佞小人之时，忠义之士才能找到比照的对象，忠奸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我们恨秦桧之奸，才能敬岳飞之忠。值得指出的是，忠奸是相互转化的，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之士，可谓忠臣，当任宰相后嫉妒田忌之才，又似奸臣。周勃诛诸吕，可谓忠臣，至文帝时谗毁才词绝伦的贾谊，无疑又成了奸佞之人。究其原因，奸佞之人巧言令色，往往得主人宠幸，忠义之士正道直行，极易致罪。邹忌、周勃之类，当在求功名和处危难之时，尚可仗义而行，一旦功成名就，大权在握，唯恐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瞻前顾后，贻笑后人。如秦丞相李斯，助始皇帝取天下，未曾无忠心，然始皇帝驾崩，投靠赵高和胡亥，却落个父子俱殇的下场，可为叹息。大致说来，得到的既得利益愈是丰富，就愈益致人堕落，陷入不义，因为利益来之不易、失之可惜，只有极个别义薄云天之人，才能视荣华富贵为浮云。这便是为什么达官显贵多平庸的原因。但是，由于普通百姓缺少尽忠的机会，或者如许多兵士捐躯沙场，百代以下，难知事迹，尽忠之行遂遭湮没。因而，国人今日所称颂的爱国之士，皆具非常身份，非文臣武将，不足以册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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