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_魏中林等著_9787516108314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过程中，“性情”与“学问”是一对相关命题。长期以来“意境化”过程始终居于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视野中心，而“学问化”问题虽也受到关注，却在深度的系统研究整体上仍处于被忽略状态。《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从古典诗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双重角度，梳理了文学发展中一个长期存在却一直没有被充分关注的显见事实，将沉埋于载籍中的理论与被遮蔽了的现象再度揭示出来，此即中国“古典诗歌学问化”现象。《古典诗歌学问化研究》（作者魏中林）上至中国诗歌发轫的先秦时代，下至新文化运动前，力图追源溯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部别出心裁的文学史，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顾炎武诗歌中的用典用事可以“精切谨严”论之，这是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这也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的地方，如后七子李攀龙“经义寡稽”，因而其诗往往“援据失当”，而顾炎武是经学家，“读书多而心思细”，尤熟于史，因而“用典使事，最精确切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二说他的诗“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诗无长语”就是没有废话，不辞浮于意。因为他诗中的故实、用典及用语，多出自正史，所以能“事必精当，词必古雅”。他用典字无虚发，句句落实，朱庭珍说他“使事运典，确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谓精当”，“顾宁人……读书多而心细，（用典）则斟酌分寸”。
    如《延平使至》：“万里干戈传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亭林诗集》卷1），“十行书字识天颜”用《后汉书·循吏传》“（光武）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不但因光武和唐王朱聿键（立于福州，年号隆武）都是皇帝，可以相比，而且光武是汉代中兴令主，以比唐王，更寓兴复之意。又如《陈生芳绩，两尊人先后即世，适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词旨哀恻，依韵奉和》中的“祭祢不从王氏腊”（《亭林诗集》卷3），用典源于《后汉书·陈宠传》：“宠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间以律令为尚书。及（王）莽篡位……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日：‘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陈芳绩和陈宠都姓陈，此其一；气节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余分闰位，不承认其为正统，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兴者，此其四。再如《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中的“千秋仁义在吴潘”（《亭林诗集》卷4），用《宋书·孝义传》王韶之赠潘综、吴逵诗：“仁义伊在？惟吴惟潘。……投死如归，淑问若兰！”潘综、吴逵皆吴兴乌程人，吴炎、潘柽章皆吴江人，此其一；潘综、吴逵以孝义著，吴炎、潘柽章以节义（民族气节）著，事虽不同，仁义则一，此其二；恰巧都是吴、潘同姓，此其三。
    顾炎武不仅学问可当清学之祖，且作诗喜以学入诗，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学人之诗首先必须是“诗”，然“诗”中又有“学”。这就要求学人之诗的创作主体必须“诗”“学”兼顾，对学术和艺术有较强的协调融合能力。学者诗人不仅不能像一般的诗人那样崇尚感觉而排斥学问，相反还必须在两者激烈的矛盾中去寻求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统一，所生成的则正是康德所谓“既思维又直观”的“理智直观”，尽管“思维”与“直观”的统一是一般士人都难以处理得当的心智能力，但它们也有可能在特殊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个体身上实现完美的统一。如果要在清初诗坛找这样的“特殊个体”，首选人物便是学者型诗人顾炎武。有论者把顾炎武与同时代的遗民诗人作过比较后说：“惟顾炎武学余于诗，称心而言……在此数人中，当别有位置也。”“清诗的一大特色，是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统一。这首先由顾炎武开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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