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现代化》在海内外对西方话语影响下的中国新诗现代化进行了颇富创新性的立体、系统的考察。《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现代化》分为三辑，第一辑力求汇通中西诗学资源，将诗学结构、诗学风格、诗学体系的整体把握与诗学范畴的微观透视相结合，在纯粹诗学的意义上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化的关系进行首次整体性的研究。第二辑遵循贯通性与汇通化原则，从新的视角提供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流派、思潮现代化的关系的独到理论，既突出了长期受到忽视的唯美主义、现代派诗歌翻译的积极性意义，也对台湾现代诗社、蓝星诗社等诗歌社团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独特贡献与价值给予高度重视，延伸和扩展了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关系的研究内涵与空间形式。第三辑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在中西诗学的相互沟通、相互融会中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诗人的现代化作出较有新意的阐释，从而在海内外首次使梁宗岱、洛夫、余光中等融合中西的理论和实践的超前性和独创性意义获得充分的敞开。
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中国新诗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对现代性的追求。而毫无疑问，西方和西方话语，始终是中国新诗视野中的主要理论资源，是构成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重要知识背景。不妨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它的基本指向，就是借用西方话语改建中国诗歌话语，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在这种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话语不仅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形态成为中国新诗颠覆古典诗歌的内在动力，而且随着西方话语在中国新诗领域的逐渐深入，赋予了中国新诗以现代性的形态、内涵和特质。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西方话语的冲击和影响对于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历程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它在瓦解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目标的同时，也为中国诗歌现代性价值系统的建构廓清了内涵空间。可以说，对于一个有着极为悠久而又极为沉重的传统的中国诗歌而言，没有西方话语的冲击和影响作为解构力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诗歌的建构就面临着巨大困难。然而，虽然这种影响是如此巨大，但我们仍然不能由此断定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被动接受西方话语影响中进行现代性建设的。事实上，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指涉的是异质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交往，总会构成一种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的态势。就此而论，我们所谈的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既涉及西方话语是如何被中国新诗转述与置入的，又涉及中国新诗在选择西方话语时表现出的文化态度、接受方法和接受效果等方面的特点。
中国新诗的审美现代性建构，是在中外文学相互参照、相互激活、相互发明的接受结构倾向中演进的。这种互动的实践过程，促使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之间开始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生长点，为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大致而言，这种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的平等对话一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沟通；二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补充。
赵小琪，博士学位，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已出版《台湾现代诗与西方现代主义》、《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当代中国台港澳小说在内地的传播与接受》、《比较文学教程》等个人专著、合著十余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项目，主持或参与完成的成果曾获多项国家、省部级奖。
序
第一辑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化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艺术成就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知性话语的理论维度
西方话语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过滤机制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目的论建构
第二辑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流派、思潮的现代化
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中外文学的互动
接受与过滤：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
无目的的目的——20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对西方知性话语的误读
接受美学视野下台湾现代诗社符号诗的意义生成方式
蓝星诗社对西方象征主义表情论的接受与化用
蓝星诗社对西方象征派诗美建构策略的化用
大学生诗歌的先锋性和流行性
台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及其局限
消解与重构——“后新诗潮”诗歌对“本体”的瓦解与重建
台湾诗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第三辑 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诗人的现代化
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
身份冲突中家的建构与功能——余光中诗歌中家的文化功能
余光中现代诗的中西视野融合
余光中诗歌二极对应结构论
洛夫对超现实主义的认同与修正
洛夫现代诗的中西视野融合
张默诗歌的生命宇宙化倾向
后记
未来主义诗人并不是单纯的造型诗人，而是一群具有创造意识的诗人，花样翻新的造型，在很多时候，是服从他们的思想表现需要的。阿波里奈尔就非常善于借助语符形成的造型来表现深奥而又复杂的意义。
他的《心，皇冠和镜子》是由三个意象构成的图像组成的象征性符号诗。第一个意象是“心”，它由“我的心如同倒置的火焰”这个句子组成心形图案，第二个意象是“皇冠”，它由“死去的国王们不断被诗人的心所重生”这个句子构成皇冠的图案，第三个意象是“镜子”，它由“我被活生生地封在这镜子里面，真实得就像人们想象天使，产生了一种原始的魔力”的句子形成镜子的图案。心、皇冠和镜子是诗中的主要意象，但诗中具有的内涵又大大超越于心、皇冠和镜子等单一意象相加具备的内涵。心、皇冠和镜子都与明亮、光辉的意义相联系，但诗中的内涵又不仅仅指向明亮、光辉这一单向的意义，心象征着爱情，皇冠象征着权力，镜子象征着另一个自我。而贯穿三个图案的主导意象则是心，心追求爱情形成心形，心与权力相边构成山形，心返归自我则形成圆形，心从一个图案到另一个图案，随着外在形式的变化诗的内涵也在爱情、生死、自我等意义层面上起伏、波动。
追求诗的意义的多样性和不定性，同样是台湾现代诗社诗人创作符号诗的重要目标。林亨泰在《符号篇论》中说：“所谓‘象征’也不过就是语言的‘符号价值’之运用而已。正因为如此，一个符号代表任意一个数目的一次象征往往是含有其由不同解释而来的许多‘意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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