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曾撼动历史的年份，1916 年是亚当·图兹（Adam Tooze）绘制战后随之而来的全球政治新格局的起点。大规模的战争可以使国家遭受毁灭。这毫无疑问就是“一战”的真相。
本书除了对军事、政治对抗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汇集了各国平民百姓的故事，他们不仅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1916：全球史》结合了众多一手史料、研究著作甚至文学作品，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一战”全球画卷。和以往研究“一战”历史侧重于欧洲战场不同，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基斯·杰弗里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正是开启了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形成的转折点。
从一月份的灾难事件加里波利战役的尾声开始，杰弗里讲述了二月份和三月份争夺凡尔登的大规模战斗；四月份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几乎将英国从一战中抽离了出来。还记载了六月俄国发生在东部战线的戏剧性事件，以及有大约20万非洲人死亡的非洲东部战场上几乎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是十一月的美国总统竞选，在这场选举中，伍德罗·威尔逊宣称要让美国远离这场战争，并以此为竞选平台再次当选，然而，还不到五个月他就推翻了这一立场。作者以时间作为顺序，生动描写了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国家所遭遇的战争浩劫。有焦虑的军官、受难的平民、战死的士兵，他们都是这场战争伟大的脚注。而这一年，也是部分国家开始分裂的起点，开启了各国军事政治领域的新纪元。
序 言
1919年7月6日，星期日。这一天因为降临在全不列颠的和平，官方将之命名为“公众感恩节”（Public Thanksgiving Day）。在基尔代尔郡阿塞，一所爱尔兰卫理公会的小教堂里，约翰·英格兰牧师在进行弥撒，他因最近发生的世界大战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浩劫陷入了沉思：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他说），我们都无法逃脱战争。这种想法一直存在并压在人们心头—报纸、杂志、甚至电影院和小说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仍处在战争之中，我们的人民被迫放下各自的生活，远赴战地前线，青年人的宝贵鲜血和他们的男儿气概如水一般奔洒在佛兰德斯平原、北意大利的高地、美索不达米亚宽阔的地带、巴勒斯坦的圣地，以及非洲迄今仍未知的地方和公海之上。
这本书从爱尔兰写起，不仅是因为要有力地用证据说明为人所熟知的“伟大战争”（Great War）对爱尔兰当地和全球的影响，还因为1916年的事件是如今使爱尔兰岛上的这个国家在20世纪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关键。对爱尔兰而言，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两个时刻，一是众所周知的“复活节起义”，即1916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国家分裂主义者共和派发动了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二是1916年7月1日，在那天开始发动的索姆河战役的步兵突击中，第36师（乌尔斯特师）代表爱尔兰联合派，冲在最前面并惨遭重大伤亡。所有这些事件很快在他们各自的爱尔兰政治传统中被神圣化，并被编入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的建国故事中。
这场战争为这些爱尔兰人和乌尔斯特人（北爱尔兰人—译注）提供了时机和模式，使得他们向战争中所支持或反对的政治目标，显现出忠心、承诺和军事上的努力。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些特殊的爱尔兰事件不过是更为广阔的格局的一部分，这些当地人的忠心、分歧与对立无处不受其影响，并且常常被战争本身所放大。所以，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的经过是本书第一个要举例说明的事件，他们不是普通的地方冲突；而是波及全球、无法避免的全球危机。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正如被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解读，可以说是完全陷于西线的“泥潭”之中。几个世纪以来，这片横跨低地国家和法国东北部的浴血前线地带被彼此对抗的军队不停争夺。这样的视角足以让人理解法国和比利时人对“一战”的看法，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冲突首先是一场令人绝望的国土自卫战。美国（当然也包括加拿大）的军事干涉主要是在西线，因此对他们来说，视角同样清楚明了。在这里，服役、逝世的英国士兵比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我们有理由将注意力再次集中于这片战场。英国的许多学校都会组织去法国和比利时的旅行，去参观那些比较容易前往的战场，许多学生研究“战争诗人”（其中威尔弗莱德·欧文的诗作已经被深深地铭记于民族意识之中），使诗人们在法国和佛兰德斯对战争和“战争遗憾”的想象获得广泛理解。那些死去的英国战士尸体沿着昔日火线被埋藏于联邦战争公墓的沃土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部分死去的英国士兵来说，这里是在法国和比利时这样异国他乡里的“永远的英格兰”。当然，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是在他去东地中海而不是法国之前就已经创造了这些经典的形象，虽然他在还没来得及参加任何一场战斗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布鲁克最后向东的旅程有助于让我们将视角从西欧移开。对于任何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研究来说，将注意力只集中于西欧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的。我们只有将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役放在全球环境中，才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更恰当的理解。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1916年各月所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一系列线索交织起来；通过这些线索，将战争经历惊人的范围性、多样性和相关性一起表现出来。因此我的研究将从1916年1月的加里波利半岛（就是鲁伯特·布鲁克始终未到达的目的地）写起—在那里，英国未来的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帮助制定了撤退的计划（也是这场战役唯一明确的成功之处），并结束在12月底，即格里高利·拉斯普京被沉于冰冷的彼得格勒涅瓦河之时。
在加里波利，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形色色的参战者—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塞内加尔人、马耳他人、印度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澳新军团（安扎克人，the Anzacs）—这是许多其他战场的特征，也是这里的特征，我会在此尽可能地叙述战争中被边缘化的参战者，将非战斗人员和士兵、女人和男人都纳入这本书。在2月和3月的章节中，我们将要到法国—人所周知的凡尔登大战中去，德国企图让法国在那里流尽鲜血（并几近成功）。再沿着多罗米蒂山脉和伊松佐河，抵达意大利人和七拼八凑的哈布斯堡军队彼此打得精疲力竭的作战前线。
在4月的章节中，我将叙述重点放在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上，都柏林（不仅是在爱尔兰）通常很难理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但实际上，由于大战的爆发，以及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军事动员的长期战时状态，这场战争为一些分裂主义者提供了为自由而斗争、脱离大英帝国的有利时机。民族主义在1916年最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尽管被暂时挡在爱尔兰境内，但它仍然持续地发挥影响，最终构成了对奥斯曼和哈布斯堡帝国体系的挑战。接下来，1916年5月的日德兰之战让我们将注意力从陆地上移到海上，这一冲突伴随着战争最初几个月南美海岸外海军介入，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战争。我们还可以研究至关重要的海上封锁（尽管其效果仍有争议），这一封锁过去被认为在协约国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而不是仅仅），由于封锁，海战比战争的其他方面更广泛地影响了中立国家及其普通居民。例如，尽管挪威是中立国，但作为一个靠海为生的国家，挪威人无法逃脱战争带来的苦难。甚至在南挪威以捕鲸业格外闻名于世的桑德尔福德港，也有一块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面镌刻着32位当地人的名字，因为这些人牺牲在他们所服役、却在战争中覆没的舰船上。
6月，布鲁西洛夫突破把我的叙述带到从一开始就有数十万大军参战的东线，这场战役影响到大量平民，使得他们被卷入战争时期的动荡岁月中。布鲁西洛夫的突破是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帝国最成功的进攻，但是也是最终削弱了同盟国持续参战能力的进攻。除此之外，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绝不是在1916年唯一反抗帝国统治的抗争。7月，在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这一暴乱是由于当局不断强迫使该地区帝国属民参战所导致的。这场暴乱引起了当局对穆斯林忠诚的怀疑，这一疑虑同样困扰着此时统治着世界上最多穆斯林的英国人。和俄国人一样，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战时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开发，有时会成为颠覆帝国统治的严重威胁，正如约翰·巴肯（John Buchan）在1916年的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中所描述的那样，政客和军人们正对一场由德国人在背后支持、针对协约国的伊斯兰圣战可能带来的威胁忧心忡忡。
到了1916年8月末，英国的罗得西亚和印度军队占领了德属东非的莫罗戈罗镇（今坦桑尼亚），这里自1914年底便是德国的殖民地的行政中心。罗得西亚人和印度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该镇的陷落会标志着敌军抵抗的终结。然而事实上，德国人在非洲抵抗的时间最长，他们直到1918年11月25日才投降。尽管被用于非洲的白人军队数量相当少，但非洲土著却数量惊人—总计达200万人—他们被征召和动员起来，主要履行非战斗人员的职责，大概有20万的土著阵亡。本书中对非洲战事的探讨使得这群被遗忘的人们得以被铭记，也使得战争的伤亡人数和西欧记录的死亡人数更接近真实。
尽管6月1日不能（也不应）被忽略，我还是选择从9月份的索姆河战役开始我的研究，我要强调的是，索姆河是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大型会战，这同凡尔登一样。在9月15日的弗莱尔—库尔瑟莱特战役中，英国人首次使用了坦克，这在当时是一件引领未来战争的武器。同样，索姆河战役也因其乃英国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标志性的作战，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描述为“最后的爱之战”，也是一场将交战双方仅存的公德良知都残忍剥夺的战役。10月，协约国占领了雅典—这个在1917年参战之前，被英国和法国狠狠欺负的弱小中立国希腊的首都。在南巴尔干半岛一场对抗奥匈和保加利亚的大战中，希腊为长途跋涉、却没取得多少战略效果的英法联军在塞萨洛尼基提供了主要基地。同样在东地中海，英国人于1916年6月支持阿拉伯起义，从而激起了民族主义者更大的野心。但就在怂恿他们起义的同时，1916年，英法两大列强，也达成了瓜分奥斯曼土耳其中东地区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这一协定为该地区的现代政治地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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