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说，经济为什么会失败_[美] 理查德·S.格罗斯曼（Richard S.Grossman）著；张淼译_9787510460340

　　一幅经济灾难崩溃的社会百态图

　　权□解读大国经济荣衰真相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距离我们渐行渐远，四万亿刺激计划、QE政策、负利率，甚至发动局部战争，各国政府救市招数悉数用尽，经济似乎远未触底，反弹又会从哪里开始？本书作者格罗斯曼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带有意识形态，却伪装成“传统智慧”的经济政策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恐怖又悲惨的后果。

　　格罗斯曼全面复盘了过去在200多年里，经济政策给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9次重大灾难。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真实故事案例，不仅可以管窥顶层设计如何逐级传递，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的生活、工作与财富，更能够学到作者提出的应对之策。在本书中，读者还会见识到政商名流不为人知的一面：一意孤行的丘吉尔、顽强执拗的凯恩斯、深谙纸牌术的布什总统、多变善听的格林斯潘等。

　　推荐序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济政策为什么会出错？

　　经济政策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由许多角度解读，其中，回望历史，始终可以给研究者和决策者提供不同的启迪。格罗斯曼（Richard S. Grossman）是卫斯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从其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来看，他更擅长于从经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在2013 年出版的《格罗斯曼说，经济为什么会失败》（Wrong ：Nine Economic Policy Disasters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Oxford Press，2013）中，搜集了欧美国家过去200 年来的九个有代表性的重大经济政策错误进行分析，尝试从经济决策的失误历史中找到改进经济政策决策的蛛丝马迹。

　　从经济史中寻找经济决策出现重大失误的关键原因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政策决策是由一小部分决策者进行的，但是却影响到广泛的公众利益，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失误，小则冲击到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利益，大则可能导致经济金融危机。书中列举了爱尔兰大饥荒、英国的金融动荡，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读者身处当时的动荡之中，一定会有惊心动魄之感。因此，现代的经济决策者，在理解中国古人所说的“公门之中好修行”时，一定别有感悟，因为这些经济决策并不仅仅是办公室中的纸面工作，而是涉及千万人的经济福祉；同时，现代经济决策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也需要有更加多元而深入的专业知识来支持决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决策需要使命感、责任感和专业水准兼具。作为亲历大萧条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就一直认为，现代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要避免大萧条这样毁灭性的危机再次发生。

　　分析经济决策的失误历史同样有很多角度，本书选择的是作者一直强调的一个独特角度。他发现，包括本书选择的九个欧美国家的经济决策重大失误在内，许多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主要在于决策者是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惯例和观念先行，而不是客观冷静地分析评估把握事实先行。所谓经济决策中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先行”，具体就是指在分析考察事实之前，决策者自己其实已经根据自己一贯的看法和所形成的理念先验地给出了答案，并没有注意到真实的经济环境，没有进行作者所说的“冰冷并且坚硬”（cold and hard）的基于经济规律的分析和判断。

　　迎合特定环境下的公众情绪和热情，与立足于冰冷而且坚硬的经济分析，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决策结论。我曾经与一位在欧洲不同国家工作多年的跨国企业高管讨论，他说有两个国家的表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希腊，他认为是公众比较情绪化、决策者也比较迁就这种情绪化的代表，尽管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知道希腊负债累累，但是要采取调整措施时，每个人都不愿意主动接受这种调整，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上街游行，导致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另外一个代表是德国，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在此次危机中表现良好，是因为德国在前一个周期中主动进行了结构调整，其中几个措施就包括降低德国工人的工资福利等一揽子改革措施以增强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时德国的领导人冒着丢失选票的压力积极推进这种改革，曾有电视节目中采访一位普通的德国工人，这位工人在采访中说的话让他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管理者感到印象深刻，这位工人说，“我们要么是现在降低工资福利但是未来还有不错的工作，要么是现在拒绝降低工资福利但是未来失去竞争力而没有工作”。如果要简单分类的话，德国的决策者和工人等民众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更多的是基于冰冷而且坚硬的经济理性的分析，因此更值得尊敬。

　　可以从九个欧美经济史上的重大决策失误中得到什么教训？

　　在这本书中，作者在九个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案例中，反复强调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先行的危害以及冰冷而且坚硬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决策中的必要性。作为一个经济史学者，他从历史文献中发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来支持这些看法。当然，经济政策的错误很难准确分类，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常常受到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即使如此，作者的分析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例如，作者认为，英国在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潮影响下实施错误且得不偿失的《航海法案》，直接导致了美国独立。而《航海法案》实际而言总体上对美国的税收负担并不沉重，只是对烟草等特定行业影响剧烈，但正是处于费城等地的烟草种植业者，成为了独立战争的坚定力量。又比如当前欧元区的经济动荡，作者认为在欧元区成立之初就已经埋下了隐患，因为欧元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差异化并不适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货币区，但是当时欧洲决策者中整合的理念被优先放到这个差异化的事实之前了。

　　作者从对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中也强调，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还来自于个人利益积极参与决策过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施效果看，在欧美经济政策决策中，无论决策者事前是如何强调特定的决策是为整个社会和公众服务的。但在实际上，特定的经济政策往往仍是为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的；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公共选择和相互博弈的过程，不同利益主体的受益或受损程度不一样，参与政策决策和实施的程度自然会不一样。例如，英国在1925 年决定回归金本位，导致经济金融体系的大动荡，在很大程度上除了是为了回应英国国民对昔日金本位时期的辉煌历史的怀念之外，伦敦金融业的利益及其积极参与推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可以归结为在经济扩张时期，美国强大的金融行业趁势扩张金融业版图，不断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游说立法者和监管者放松管制所致。美剧《纸牌屋》在中国观众中很受欢迎，反而在美国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如许多本土的连续剧，剧中对华盛顿政治争斗的带有戏说性质的描述也经常被人们调侃，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该剧描述了任何一个美国的经济政策决策，实际上都是不同利益主体在大致上为各方接受的争斗框架下进行博弈的过程，我们通常更多的是看到这些经济决策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往往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

　　作者从历史经济决策失误的对比研究中还发现，经济政策的错误还来自于决策者试图以封闭的决策思路和所谓国家主义的政策举措，将一些经济政策实施的成本转嫁到海外市场，从而自身回避承担其应当承担的成本。从历史对比来看，这种决策即使短期内看起来很美，也往往会因为其不可持续而带来重大的冲击和政策失败，如英国对美国的税收政策，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一战”后德国的经济政策，就是典型的代表。如何着眼于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在符合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经济政策，合理分配经济决策的成本收益，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从历史的经济决策失误案例对比中可以看出，经济决策和实施的过分延误，丧失了经济决策的重要时机，也是导致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对于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一再拖延，是导致日本陷入“失去的10 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大萧条”期间，英国决策者快速行动，及早同金本位脱钩，这样就比其他一直套着“黄金枷锁”的国家要更为轻松地应付国际经济的动荡并且较早复苏。

　　从历史发展看，全球的经济决策者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改进，尤其进步明显的是他们不再狭隘地理解国家利益，而是从全球角度不断推进贸易投资的发展，即使受到金融动荡的冲击，这一趋势依然没有改变。而在历史上，一受到冲击就尝试限制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往往会加剧经济形势的恶化。各国的决策者从“一战”后刻意坚持对德国的高额惩罚导致德国经济社会不可持续并发生新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对“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支持其重建国家，这样更有利于世界和平。在次贷危机之后，从总体趋势看，各国依然还是在大致沿着推进降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成本及壁垒的方向努力。

　　如何克服先入为主、理念先行的经济决策重大失误？

　　根据作者的分析，从国际比较看，从九个欧美经济史上重大的经济决策失误看，经济政策出现重大失误最大的教训之一，是决策者主要根据习惯和习以为常的惯例、理念进行决策，而不能及时评估新的经济环境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智慧的覆盖范围。

　　一个具体的案例是，英国采用金本位制90 多年，在这段时期，英国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工商、金融和军事帝国，给英国公众留下了荣耀的历史记忆，尽管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出现巨大变化，但是英国的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可能还是难以摆脱对这一体制的迷恋。

　　从各国经济决策的比较看，经济政策决策出现重大失误的一个错误原因，还在于经济决策团体有意无意地希望追求片面共识倾向，而不太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有研究者专门研究了英格兰银行在几次大的危机时期的内部文献，发现在危机前夕，也有一些工作人员意识到问题所在，但是他们在强调片面共识的环境下，常常有意改变措辞和看法以迎合上级的判断，自觉地与英格兰银行长期形成的习惯看法保持一致。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研究者高度评价有三百年历史的英格兰银行在2013 年首次邀请加拿大人马克·卡尼来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做法，因为这在长期形成了一致决策习惯的英格兰银行内部，至少引入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被视为是较为包容和多元的，在1913~1914 年建立初期，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由12 家区域性的联邦储备银行组成，每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较大的独立性，尽管现在这种独立性随着联邦储备银行逐步地集中权力而有所减弱，但是依然保留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每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有自己比较强的研究部门，每次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开会，都可以听到不同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站在不同角度的观点和看法，而不是完全统一的、单调的美联储的一个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比较经济决策历史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欧美国家试图避免经济政策决策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决策过程中的经济观点的多元化。

　　如果说先入为主的理念先行容易导致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那么，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所一直奉行的经济决策逻辑是错误的，需要跳出原有的决策框架进行思考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经济学给了我们不少理论和实践的“冰冷而且坚硬”的分析工具。例如，可以评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比较不同政策的收益及其带来的成本大小，历史和比较的分析可以促使决策者对比历史上类似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的好坏。这些方法都有其作用，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如理论和量化的分析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成本收益比较需要依赖于许多不可知的变量；而历史和比较分析则往往有一个严格的假定，那就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跨越时间和空间之后，依然是稳定的。当然，尽管冰冷而且坚硬的经济分析工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些客观独立的分析工具，还是有利于避免决策者陷入先入为主的主观决策失误惯性思维之中。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反复强调的，经济决策如何平衡特定私人部门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监管者提出了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强化监管的措施，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依然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参与进来，并影响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可能限制这些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来，因此相对较普遍被接受的方式，就是保持决策和实施过程的相对透明，使得一个特定部门对整个政策实施影响的过程可以被公众充分了解和评估。

　　2014 年3 月25 日于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绪论糟糕的经济政策，糟糕的政策制定者

　　不论对错与否，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比普通人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实际上，世界正在被这些理论统治。自诩对前人智慧免疫的实践者，往往是已故经济学家的精神奴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雷曼像流星一样陨落

　　雷曼兄弟是一家具有158年历史的银行，是华尔街成立最早、最著名以及最重要的投资银行之一。2008年9月15日早上，雷曼兄弟正式提交破产申请书。截至破产，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全球拥有25 000名雇员，约6 000亿美元资产，而负债却超过了10 00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一宗商业破产案。

　　雷曼兄弟破产是次贷危机的一个转折点。随着雷曼兄弟的陨落，美国的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几乎在每个方面的问题都愈演愈烈。股票价格暴跌。在雷曼兄弟银行破产登记的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4％；6个月之内，股票价格下跌了40％。股市的崩盘加速了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趋势。几周之内，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与拖欠率戏剧化地上升，抵押担保证券的价值大幅下跌。雷曼兄弟破产的第二天，美联储为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持有数量惊人的已投保抵押担保证券）提供了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避免了其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的命运。不到3周，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法案，成立了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简称TARP），授权财政部购买或投保7 000亿美元抵押担保证券的有毒资产，借此防范金融体系全面崩溃。

　　从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看，雷曼兄弟破产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破产案之前，美国失业率略高于6％。随后的几个月，失业率持续攀升。2009年10月，失业率达到了10％。银行倒闭与企业破产申请持续增多。破产案的第六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证实了大家已然知晓的消息，“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几个月里，政策制定者、记者与学者将这种灾难性的状态称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希腊退出欧元区，第一个？最后一个？

　　2009年，另一场金融危机正在5 000英里以外悄悄酝酿。在希腊大选后不久，希腊新任的财政部长宣布，上届政府估算的预算赤字约占GDP的6.7％，高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但这个数字依然被严重低估了。最新估算的预算赤字为GDP的12.7％，部分可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但罪魁祸首还是希腊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管理。为了在欧洲议会及国家议会选举的预备阶段讨好选民，上届政府一直在增加政府支出与削减税收，并在欧洲议会及国家议会选举的预备阶段讨好选民。与此同时，希腊普遍存在的逃税问题，甚至更加猖獗。

　　希腊严峻的财政赤字众所周知，债权人开始怀疑希腊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巨额国债。正因为这种担心，希腊的信用评级降到了欧元区内的最低水平。希腊政府还发现，现在需要为购买希腊国债的投资者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补偿其越来越大的违约风险。整个2009年，希腊10年期国债利率处于4％～6％。2010年10月底，10年期国债利率超过了10％。2011年秋，10年期国债利率达到了20％。2012年3月，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超过了35％。2009－2012年，财政更负责任的德国与之形成强烈反差，10年期国债利率几乎不会达到3.5％，通常比3.5％低得多。

　　破产危机迫在眉睫，希腊政府接触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他们的贷款以偿还到期债务。希腊于2002年前开始使用欧元，投资者也希望希腊如此，而不是发行德拉马克（Drachma）计价的国债，但希腊也丧失了独立发行更多货币的权利。为了避免违约，希腊需要尽快获得1亿欧元的贷款。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给希腊贷款，但也开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即希腊需要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解雇政府公共部门的雇员，削减补贴，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措施的总效应无非是，经济下行趋势加剧，希腊经济整体萎缩。2012年夏天，希腊的失业率超过25％。政治局势出现不稳定迹象。在2012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满足组建政府的条件。6周后，希腊不得不举行第二次议会选举。希腊的经济与政治不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每两次选举中就有一位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候选人，而此前新纳粹主义政党的候选人从未成功入选议会。

　　恐慌的氛围很快蔓延到其他高负债的欧洲国家，尤其是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到了塞浦路斯。和希腊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都采用欧元作为主权货币，以便更容易地获取国外贷款。潜在借款人更大胆地贷款给欧元区的国家，因为欧元区国家使用相对稳定的欧元偿还贷款，而不使用稳定性不高的爱尔兰镑、意大利里拉、葡萄牙埃斯库多或西班牙比塞塔。和美国一样，爱尔兰和西班牙经历了2000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金融机构纷纷以房地产抵押融资，不断增加贷款的数量。当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很多贷款者发现自己的房产价值还不到他们贷款的金额，而他们还得借钱偿还贷款。葡萄牙和意大利近10年发展缓慢，他们花钱的速度如此之快，私人债务和政府债务堆积如山，他们的偿还能力受到了深度质疑。投资者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包括葡萄牙正在降低当前的高消费水平，或意大利正在改革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他们开始担心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债务不可持续，更担心葡萄牙和意大利偿还贷款的能力。

　　随着贷款问题的不断加深，欧洲领导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寻求一笔救助资金，确保救助金的数量充足且赢得各国一致同意。经过了一系列峰会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救助方案逐渐形成。全球经济放缓加上因削减债务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削弱了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的能力。尽管欧元区成员国能更容易获得国外贷款，但他们也放弃了自主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货币贬值等经济恢复措施的权利。在写这本书时，欧洲还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简单方法，世界也并不期待欧洲大陆的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强劲增长的状态。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工业化世界过去一百年最艰难的经济挑战。两场危机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危机都起源于国家与私人过度负债，经济增长下滑，他们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其次，两者都在动摇了市场信心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后爆发，即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与希腊财政报告曝光。最后，危机都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政府和私人部门不负责任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两场危机都是糟糕经济政策的结果。危机不仅仅是数周数月前没有实施良好经济政策的小错误，而是多年来实行了严重缺陷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此外，这些错误有一个关键的共同因素，他们都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有效的经济分析。

　　意识形态，通向经济灾难的单程票

　　第一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认同了一种关键理念，并将其作为他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导向，随之颁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策。这种理念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试想自由市场的概念。20世纪后半叶，大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为公众提供消费品与服务方面，比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要好得多。相信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政府永远都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果一家垄断企业制造商提供某种特殊商品或服务，政府干预可以提升公共福利。如果消费者无法获取他们购买商品的准确信息，政府强制性的标签化管理可以提升公共福利。面对数万亿美元高度复杂的市场，例如次贷危机中心地带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政府竟然承诺完全自由市场，简直愚蠢至极。因此，盲从于“自由市场”的观念可能会使一个明智的观念转变成一场政策灾难。

　　第二种可能性：意识形态的关键理念，在过去的某些时刻具有其合理性，但现在已失去了效用。例如，价格管制与配给制度可能在战时有意义，能确保与战争有关的资源，确保紧急战争期间社会各个部门共同面对物资短缺的问题。但这种限制措施在和平时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另一个例子是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在19纪末和20世纪初非常有效，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策灾难。当一种熟悉甚至令人舒适的传统智慧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政策观念后，政策制定者不能适时将其抛弃，可能给全体国民购买了一张通往经济灾难的单程票。

　　第三种可能性：政策制定者的关键理念完全不明智，却是一条非常棒的选举口号。近年来最好的例子是，许多美国政客承诺不提高税收，他们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我们可以根据政客和经济学家偏好的征税水平而对他们进行区分。有些人可能赞同收取更高的税收，政府使用更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教育；其他人可能认为，较低的税收在鼓励个人储蓄与投资方面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一名政客作出书面承诺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提高税收，就像第112届国会中许多共和党成员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已不再是一名严肃认真的政策制定者，而是一位意识形态主义者。正如全书中不断出现的那样，意识形态主义者让我们的经济健康面临威胁。

　　世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尽管次贷危机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但它的起源并不独特。200多年来，“繁荣－萧条”模式实际上是金融危机的一种普遍特征，次贷危机同样如此。商业周期是经济活动的周期性表现，正常适度的波动无可厚非，但商业周期过分扩大，经济过度扩张，“繁荣－萧条”模式就会触发危机，导致一场戏剧化的崩溃。在繁荣阶段，获利的机会增加，企业与个人踊跃投资新的项目。如果你投资100美元能赚取50美元，为什么不贷款1 000美元进行投资，然后赚取500美元呢？在一个投资高涨的时期后，收益开始降低，企业与个人可能会发现他们背负的债务超过了投资的回报。债务人陷入了泥沼，债权人同样陷入了泥沼，经济衰退加剧。这就是周期中的萧条阶段。

　　次贷危机前，固执而错误的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繁荣，尤其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一，乔治.W.布什执政的前三年，3项减税政策实现了财政扩张。2000年，共和党在费城召开了代表大会，布什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表示，从原则上说，克林顿时期的预算盈余应归还给人民。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盈余的钱不属于政府，而属于人民。”20世纪90年代末，30年的财政赤字破冰，联邦政府终于实现了预算平衡。在布什总统的观念中，诸如应对紧急状况而维持小额政府盈余的做法也不被允许。财政扩张还表现为，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原则，还是意识形态？政府丝毫没有考虑暂停刚颁布的任何减税措施，谁来为战争买单？

　　第二，2001－2004年，美联储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及其同僚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是一位公开支持自由市场的共和党人，他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经济顾问。他在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支持财政紧缩政策，也是布什减税政策的一位早期支持者。标准的经济政策模型提出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建议，但格林斯潘仍维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的时间比预期还长。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否旨在降低失业率，是否为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提供了政治助力，目前还无法确定。然而，货币政策依然比纯粹经济分析更加宽松。

　　类似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是一种考虑不周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欧元显然是意识形态的产物。1999年，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单位诞生。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欧洲通过建立单一的货币机制促进欧洲统一的想法由来已久，考虑到欧洲悠久的战争历史，尤其是“一战”和“二战”，加强欧洲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远景。然而，脚踏实地的经济分析表明，如果想要在希腊与德国，西班牙与芬兰，以及葡萄牙与荷兰这些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统一的货币，可能产生难以克服的问题。很难想象，完全相同的货币政策，或者同一货币联盟下的唯一选择，将会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没有统一货币，希腊这种缺乏核心竞争力、债台高筑的国家，可以发行更多货币，继而货币贬值，出口增加，用价值更低的货币偿还债务。由于欧洲统一的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统一货币所引发的实际问题却被掩盖了起来。

　　本书探讨了过去200年间的最严重的9大灾难性经济政策。这些糟糕的经济政策引发的结果小到骇人听闻，大到惨绝人寰。由于担忧中央集权式的货币当局，美国两度拒绝恢复中央银行，整个国家近75年频繁地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英国坚持对自由市场的承诺，没有对爱尔兰的饥荒提供帮助，引发了19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悲剧——爱尔兰大饥荒。英国在”一战”后重新建立金本位制，想要夺回“一战”前的经济与军事优势地位，使原本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经济不景气，演变成工业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大萧条”。总之，一些基于意识形态的政策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些政策错误造成了一些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灾难。如果每个章节中讨论的危机只有一个基于意识形态来制定经济政策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许多因素都会导致糟糕的政策选择，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比如一些特殊场合的坏运气。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将要探讨的经济灾难，罪魁祸首是以意识形态而非实际经济状况作依据的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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