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早就把游历和读书结合起来求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里的“书”，既有纸上的书，也有足下的书；这里的“路”，既有实际的旅程，也有思想的心路。画家较难画的无非是天上的云、地上的烟：千姿百态，飘逸无定，须臾变换，无影无踪。作者试图把所历、所见、所闻、所感记下来，恰似画家画“云烟”。
不同于一般游记作品，作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文化遗产保护。写作上，大量诗文与典故穿插入里，因题铺排，不蔓不枝，同《花影》一样，是作者对自己国学本底的一次自信展示。
国内几大历史文化名城中，除了北京、西安，南京是最值得流连忘返的地方。单是北京一个四合院，就能体现中国传统民居理念；西安一个曲江池，就能展示中国风景园林经典；南京一个乌衣巷，就能讲述中国贵族兴衰历史。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能够产生贵族的时代，偏偏又是一个扼杀贵族的时代。一些人想成为世袭贵族，皇家不允许；想赞扬贵族精神，平民不乐意；还有人想保持贵族家风，无奈后代不争气。
贵往往和富扯上。一谈“富贵”，常被人唾弃；一谈“权贵”，总有人侧目；一谈“尊贵”，却人皆赞赏。可见心里还是有基本价值判断。其实“贵”本来就是精神层面的标准，和占有物质多寡的“富”无必然联系，也和身居高位的“权”无直接关系。“有富即贵”“掌权即贵”，是俗人的价值观。
石崇担任荆州刺史，劫掠富商，成为西晋朝野第一富豪，并不为人敬重；王恭居东晋要位，却身无长物，得到后人称颂。这也许是中国失传已久的贵族精神。
刘义庆主编、刘孝标作注的《世说新语》是一部贵族精神、名士风采的教科书，既有语言训练、行为规范，也有品性修养、情操锤炼，对后世文人气质、社会风尚影响极大。不读这本书的文化人很少。
翻阅两晋到南朝宋、齐、梁、陈期间王、谢两家的族谱，可谓“五朝风流”。据台湾学者毛汉光研究统计：五朝间一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有171人，谢氏有70人，五品以下众多人数尚未计入。〔1〕常言道“贵不过三代”，王谢两家是个例外。他们的贵族地位延续十几代、历经三百余年，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有人会说，贵族子弟虽谓之“华
胄”，但多为纨绔之辈，靠祖宗吃饭，没有什么了不起。王谢两家又是个例外。华东师大萧华荣教授指出，他们“不仅是一个政治贵族，亦且是一个精神贵族”。他们喜爱诗、文，兼通玄〔2〕、儒，崇尚风雅，才华照人，既能出将入相，为国立功，又能淡泊隐逸，立德立言，所谓“雅人深致”，完全不同于其他豪门世族。这些，一直是后代文人雅士羡慕的处世为人之道。
唐代诗人羊士谔诗：“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每次来南京，总要在乌衣巷前徜徉许久。不是这里景致有什么好看，王、谢家族三百余年那么多风流俊秀的人物，他们都曾一一从这个小巷子走出，好想能与他们迎面相逢，感受那不同寻常的高贵。好友初次去南京，行前问什么地方必看。我脱口而出：“乌衣巷，值得一游。”又问在乌衣巷里看什么，我开玩笑说：“在巷口拍照留念就行，刘禹锡诗没说去巷子里。”
一个景点如果有诗，被一首千古流传、百读不厌的好诗吟咏，那里就变得生动，产生磁场，令人魂牵梦绕。一旦到访，仿佛“似曾相识”，“他乡故知”，激动之情值得与好友分享。刘禹锡的诗让一个至今说不清名称来历的小巷子世代流芳。乌衣巷就在秦淮河南畔，与夫子庙隔河相对，有文德桥相通。但乌衣巷的内涵与秦淮河截然不同。
秦淮河是长江支流，古称淮水。传秦始皇巡游到此，随行方士言金陵有王气，遂令军士凿通附近山脉和堤岸，让河水蜿蜒横贯全城以泄王气，并将“金陵郡”降为“秣陵县”。
有人会问：既然金陵王气已断，为什么东吴孙权还要在此建都呢？原来秦始皇的方士这样说过：“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四百三十七年后，孙权称帝。虽然谋士称“考其历数，犹为未及”，但他认为自己够格。到东晋渡江南下，已经五百二十六年过去，这才放心在此建都。加上后来的宋、齐、梁、陈，金陵便成“六朝古都”。这里绮靡奢华的“金粉”气象沿至明、清。歌楼舞榭对峙，画舫游艇云集，是寻欢者的天堂。文人雅士一面高吟“商女不知亡国恨”，一面陶醉在“不知身是客”的梦里。清初余怀《板桥杂记》写道：“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帐，十里珠帘。”到了夜晚，“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桃叶渡口，争渡者喧声不绝”。1923年，朱自清、俞平伯两位先生满怀追寻“历史影像”的憧憬，结伴相游，写下同题散文《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朱自清先生老派知识分子固有的矜持和纠结在这篇游记中表现得淋漓酣畅，他絮絮叨叨地检讨自己拒绝“商女”卖唱，到底该不该内疚，令读者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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