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空间的视角理解中国的城市化、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是作者有关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系列专著的第三部。书中一以贯之地将地理因素作为决定城市和区域增长的核心因素，并将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政策作为扭曲城市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力量。
《空间的力量（第二版）》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作者近几年的新研究成果，并对原书中一些内容结合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修订，总共增加了三个章节的内容，并且在有的章节中还增加了部分小节。总体来看，新版较原书知识体系更加完善，论述问题更加深入，且理论和数据分析更加严谨。本书从经济增长方式、土地供应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务、城乡收入差距等等角度论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并通过详尽地搜集大量的数据，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分析了这些问题，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即只有通过土地、户籍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自由流动，才能够使区域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本书的研究成果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广大政策制定者、研究者阅读、借鉴，也对中国经济感兴趣的读者带来新的思考。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等学术机构。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促进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战略思考。研究成果获得包括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获得的荣誉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著有《空间的力量》、《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等多部书籍和中英文论文几十篇。
第1章 地理、政治与全球化
第2章 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与扭曲
第3章 中国区域发展的集聚与平衡
第4章 为什么城市间出现人力资本的分化？
第5章 为什么限制城市规模将损失就业公平？
第6章 为什么限制大城市不利于中小城市？
第7章 为什么扭曲土地供应不利于经济竞争力？
第8章 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第9章 为什么“扭曲之手”不利于增进福祉？
第10章 为什么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务相关？
第11章 再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1章 地理、政治与全球化
任何大国的存在，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愿意通过协调地区间的矛盾来追求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而这个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国家不能实现。
任何经济的发展，任何国家的富强，其最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表现就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在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过渡，这样的趋势不可阻挡。
基本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总量的增长来源于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劳动供给数量的增长将放缓，同时，曾经较高的储蓄率也可能下降，从而降低投资率，即使中国能够维持过去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中国经济也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Perkins and Rawski, 2008）。从生活水平的提升来看，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比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要实现人均收入意义上的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关键。本书不讨论技术进步问题，而将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和发展中大国的特征。在这样一个国家，通过调整户籍、土地等制度，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进行更有效的配置，这种结构调整将可能大幅度地提升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仍然笼罩在浓重的封闭经济和农业文明色彩之下。在农业占有重要比重的封闭经济中，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关键因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在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地理相对不重要。与农业文明不同的是，现代二、三产业的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当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时，资本和生产活动有集中于大城市附近的趋势，地理变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最近一轮的全球化冲击之下，中国经济重新加入到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去，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均从属于这个全球化进程，而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这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是否靠近港口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成为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因素，那么，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否采取了适当的制度和政策来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再配置，是否公共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在当代中国，经济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始终是影响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配置的重要因素。当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并且面对来自上级政府的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考核时，每个地方都有激励发展自己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增加本地经济规模的主要手段就是争取来自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在中央政府那里，由于简单地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把政策重点放在了给欠发达地区更多资源上，而较为轻视促进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人口流入地，由于地方政府主要面对的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因此，当出现大规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当地政府有激励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外来人口成为本地永久居民，形成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随着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理和规模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分权体制及其派生出的城乡和地区间分割限制了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配置，妨碍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越来越强。
这本书主要以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分析单位，研究地理与政治对于城市体系的影响。本书的基本分析视角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这是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结合。在空间经济学的意义上，我们强调资源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对于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意义。而本书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意指“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市场分割。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地理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阻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的政治因素却可能导致效率和平等两个目标兼失。因此，为了追求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必须突破政治因素对于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再配置的阻碍，通过城市体系的优化来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
1.1 关于城市的三个故事
在开始本书更为详细和缜密的分析之前，让我们先用三张图来展现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密度与生产率”的故事，与“地理”有关。图1.1用2008年中国城市数据展现了就业密度与职工年平均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就业密度反映的实际上是人口密度，而平均工资则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 密度与生产率正相关的故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而不只是在中国。也许有的读者会说，大城市人口密度高，工资更高，这很正常，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和生活物价都更高。但是，我们应该追问两个问题：首先，从企业角度来看，为什么在大城市的企业宁愿支付给员工更高的工资，也不搬到小城市去呢？其次，从个人角度来看，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的大城市，人口规模还在不断长大呢？肯定是因为大城市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它们才会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居民也肯定是因为在大城市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才愿意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人口密度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蕴含着城市之所以存在，并且具有不同规模、密度和功能的基本原理。城市发展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我们在本书中将详细地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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