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解_薛天纬_9787516198742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本书是作者独立承担的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李白诗歌解读》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于2010年6月按期完成，2014年1月获得《结项证书》，鉴定等级为“优秀”。结项后，作者对成果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并将出版物定名为《李白诗解》（援明人唐汝询《唐诗解》例）。由于史料所限，也由于以主观抒情为主的表现方式，李白诗歌向称难解。所谓“难解”，是指实证性研究以及建立在实证性研究基础上的诗旨阐释。但自1978年以来，在学术复兴的大背景下，以实证性研究和立足于实证性研究的诗旨阐释为基本取向的李白诗歌解读，取得了自古以来最重要、最明显的进展。除了三种“今注本”外，研究成果的基本载体是大量的论文。本书的立足点，固然要发表作者自己解读李白诗歌的看法，但同时要广泛汲取他人研究论文中的材料及观点，以期较为全面地反映李白诗歌解读的现状。

　　李白诗歌传世约千首。解读李白诗歌，从不同角度看，可以得出易与难两种相悖的结论。从文化普及的角度看，广大读者对李白诗歌的一般阅读感受是平易晓畅，甚至是明白如话。《静夜思》这首小诗，是刚刚学习说话的幼儿首选的“语言文学教材”；《赠汪伦》《望庐山瀑布》等脍炙人口的七绝及《将进酒》、《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等歌行名篇在人们口头广为传诵。这些事实都说明解读李白诗歌并不困难。然而换种眼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李白诗歌却向称难解。姑不论那首被李白同时代的诗选家兼诗评家殷瑶叹为“奇之又奇”（《河岳英灵集·小叙》）的《蜀道难》，千百年来对其解读形同聚讼，即便是《静夜思》，认真解读起来也有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首句从“床前看月光”到“床前明月光”、第三句从“举头望山月”到“举头望明月”的文句演化是怎样发生的？首句中的“床”到底是什么物事？这两个问题至今仍吸引着一些研究者的兴趣。
　　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角度，指的是实证性研究，包括诗篇所涉史实的考订、诗人事迹的考订、诗歌文本的校订、诗中语词的训释以及诗歌主旨的阐释等。李白诗歌之所以难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史料所限，二是李白诗歌以主观抒情为主的表现方式。现代学术史上的李白诗歌研究，就实证性研究而言，1978年之前，很少为人所关注，因而成果寥寥，所可述及者，仅有詹镆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系列论文（见《李白诗论丛》及《李白诗文系年》）、杨宪益先生发表于1945年的《李白与（菩萨蛮）》（载中华书局1947年11月版《零墨新笺》，收入中华书局1964年版《李白研究论文集》）、俞平伯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蜀道难）说》（载《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及发表于1959年的《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载《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乔象钟先生发表于1959年的《李白从磷事辨》（载《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稗山先生发表于1962年的《李白两人长安辨》（载《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等。此外，还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中的相关章节。这种局面的改变，始于“新时期”到来之际的1978年。此后的三十馀年间，在学术复兴的大背景下，以实证性研究和立足于实证性研究的诗旨阐释为基本取向的李白诗歌解读，取得了自古及今最重要、最明显的进展。这一进展，在整个唐诗研究领域都是最突出的。除了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詹镆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三种“今注本”外，研究成果的基本载体是大量的论文。李白诗歌解读的一系列重大的或具体而微的实证性问题，事实上都是在这些论文中得到解决的。这些论文所承载的原创性成果，有些已被三种“今注本”以及郁贤皓《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李白诗选注本所吸收，但也还有大量成果处于散见状态，尚未得到系统梳理及吸纳。为了综合反映李白诗歌解读的新鲜学术成果，展现李白诗歌研究当前达到的学术水平，本书设计了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思路，即：除了融汇本书作者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关于李白诗歌解读的看法外，着力之处，是广取现代李白研究史上、重点是1978年以来诸家所发表的论文中的成果，经过鉴别裁断，从中采撷本书作者认为有价值的见解，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展开对李白诗篇的解读。唐代诗人中，似只有李白诗歌的解读存在如此多的疑难问题和解读空间，也只有李白诗歌的解读近三十年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成果如此丰硕。本书的研究思路立足于李白这一特定研究对象，对李白诗歌来说具有唯一的适用性。

　　《大国学研究文库：李白诗解》：
　　〔题解〕
　　诗有长序：“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日：‘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境，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纬按，今武汉市犹有郎官湖。
　　《唐才子传》卷四有张谓传，记其“少读书嵩山”，郁贤皓日：“李白于开元二十二年前后曾从元丹丘隐嵩山，未知是否于此时结识张谓。”（《李白交游杂考》，见《李白丛考》）。郁考又疑李白诗《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鲁郡尧祠送张十四游河北〉之“张子”、“张十四”是否即为张谓。又日：“《唐诗纪事》卷二十五‘张谓’条云：‘谓，登天宝二年进士第。’其时，李白正在长安供奉翰林，当与张谓有过交往。因此，乾元元年秋八月在夏口遇见张谓，称之为‘故人’是很自然的了。”
　　沔州，州治汉阳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自汉阳“东渡江至鄂州七里”。因知李白往来于江夏与汉阳之间颇为近便。
　　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四坐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
　　〔义释〕
　　诗序日“乾元岁秋八月”，是李白自述其流途岁月的确凿记载。自三月间到达西塞驿，李白在武昌、江夏、汉阳一带已滞留半年之久，似全然不顾流人在途的程限。这首宴游诗仅“序”言及“白迁于夜郎”，诗中几将眼前流放遭遇置之度外，唯写月下泛舟之逸兴，与他时所作宴游诗篇的情调略无二致。而同游者“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系当地州、县两级最高地方官，其接待流途中之诗人亦全无避忌。李德辉《唐代流人制度与李白的流放〉对此论之甚详，日：“倘若根据唐朝对待流人的政策来衡量李白的流放，会发现，李白赴流所，严重违越了法律条文规定的程限。”“《唐律疏议》卷三：‘诸流配人在道会赦，计行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原。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馀水沿溯，程各不同。’《唐六典〉卷三：‘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馀水四十五里。’”“李白乾元元年春出发西行……他的行程严重违越了程限，不在赦限，可他竟然也遇赦放归，怎么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流贬的实行过程中，各地政府并未严格依照唐代法令的规定去对待像李白那样的身无官品的流人，普遍较为宽容，并不是因为李白是大名士，就对他格外开恩，而是当时大致如此；……《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与流人’称，诸色流贬之人常常‘在路多作逗遛，郡县阿容，许其停滞’，尽管朝廷三令五申，此类现象还是未能杜绝。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唐代流贬人未按期到达的例子多的是，不惟李白如此。如沈俭期长流驩州，其《初达驩州》‘自昔闻铜柱，行来向一年’之句就是一个直接证据。查《元和郡县志》卷三八，驩州东北至东都六千六百一十五里，走了将近一年，也远未达到标准。”并引《册府元龟》卷六十三：“（天宝五载）七月，诏日：‘应流贬人，皆负罪谴，其中或舍其殊死，全彼馀生，将宽尝（常）法，示有惩戒。如闻在路多作逗遛，郡县阿容，许其停滞，是何道理？…纬按，既然唐初及天宝初年已见流人在途逗留停滞的情况，则安史乱中政令之执行必定更为松弛，此种情况出现于李白’身上实非不可理解之事。而况李白乃大诗人、大名士，流途中遇到地方官的特殊关照，亦情理中事。如本诗所写诗人与州牧、县令一同宴游，并应出使当地之尚书郎所请，为其命名”郎官湖“，其文采风流全不似在途流人。李白事迹可为唐代法律之执行情况并不严密提供一个颇为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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