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式农民培训研究-以北京农民田间学校为例

定　　价：30 元

• 作者：赵迪
• 出版时间：2014/1/14
• ISBN：9787565508479
• 出 版 社：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G725 
• 页码：228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1
• 开本：16K

内容简介

      《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式农民培训研究：以北京农民田间学校为例》以“北京模式”为代表，考察由政府独立开展参与式农民培训项目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研究影响“政府主导”模式的各种制度要素以及这些制度要素的影响机制。《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式农民培训研究：以北京农民田间学校为例》从赋权视角出发，从宏观的制度设计、中观的精英实践和微观的农民参与人手，结合理论综述和案例分析，重点阐述了7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①关于参与式农民培训与农民田间学校的理论综述和实践；②有关农民培训和参与式农民培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③北京农民田间学校项目的实践概貌；④农民田间学校项目中在多元制度要素影响下的单中心与多中心制度嵌套结构；⑤农民田间学校项目中的精英参与和赋权；⑥农民田间学校项目中的农民参与和微观项目产出；⑦国内外农民田间学校项目中相关利益群体合作的策略与价值比较。

作者介绍

      赵迪，1982年9月30日出生，河北省衡水市人，管理学博士，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现代农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长期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农民培训模式创新，农业技术推广，农村人力资源管理等。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国际背景
1.1.2 国内背景
1.2 研究综述
1.2.1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1.2.2 参与式培训的政府供给
1.2.3 农民田间学校：赋权之道
1.2.4 综述评论
1.3 研究框架
1.3.1 研究问题
1.3.2 研究内容
1.3.3 研究方法
1.3.4 研究理论
1.3.5 多中心治理理论
1.3.6 成人学习理论
1.3.7 研究路径
1.4 研究意义
1.4.1 理论意义
1.4.2 实践意义
1.5 概念界定


第2章 参与的嵌入
2.1 农民培训的属性和供给主体
2.1.1 农民培训的公共物品属性
2.1.2 不同类型农民培训的属性
2.1.3 农民培训产品的政府供给
2.2 我国农民教育的回顾与现状
2.2.1 我国农民教育的历时性回顾
2.2.2 我国农民培训现状
2.3 参与式农民培训概论
2.3.1 参与式农民培训的本质
2.3.2 参与式农民培训
2.4 农民田间学校概况
2.4.1 农民田间学校的源起
2.4.2 我国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概况
2.4.3 农民田间学校的培训特点和课程设置
2.5 小结


第3章 北京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概述
3.1 北京农民田间学校发展历程
3.1.1 2005年
3.1.2 2006年
3.1.3 2007年
3.1.4 2008年
3.1.5 2009年
3.1.6 2010年
3.1.7 2011年至今
3.2 北京农民田间学校发展成效
3.3 小结


第4章 制度的建构
4.1 参与式干预的制度性解读
4.1.1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分析
4.1.2 参与的制度属性
4.1.3 多中心治理下的制度结构
4.2 发展干预的策略选择与制度化
4.2.1 作为策略的参与式培训
4.2.2 发展干预策略的制度化
4.3 多中心制度结构与参与空间让渡
4.3.1 培训物品供给的制度性保障
4.3.2 农民田间学校的多元供给主体
4.3.3 参与的制度性保障
4.3.4 多中心制度结构中的参与空间
4.4 小结


第5章 精英赋权
5.1 精英资源的整合
5.1.1 后官僚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
5.1.2 贤人政治与精英政治
5.1.3 精英的“参与”
5.2 精英主导下的运行机制
5.2.1 上游政治精英的号召
5.2.2 下游政治精英的落实
5.2.3 知识精英的介入
5.2.4 经济精英的支持
5.2.5 乡土精英的涉足
……
第6章 目标的落实
第7章 策略与价值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文 摘

      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当代工业化社会，中国官僚制实质上未有根本的变革，即便西方的嬗变带来了后官僚制时代的曙光，但是中国那种固化的古典、传统官僚制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以至于经历千年所形成的人治传统、权力人格化、人身依附性、官本位、等级观念等专制余晖仍然存在于当今。王亚南在其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总结出了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三种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在三种“性格”的熏陶下，一种独特的、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官僚体制开始生成并固化，即便面对着后官僚时代的冲击与质疑，却仍然高效地运转着。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官僚程度不足的国家，但是这种“不足”主要还是针对所谓的“理性官僚”，中国的官僚制是理性精神缺乏的官僚，这种理性的缺失衍生出“法制观念淡漠、家长制作风、人格化、非技术化、行为不规范和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①。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社会在很长时期内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由于传统社会始终缺乏西方的民主契约和法理性权威，因此在行政观念上仍然会夹杂着很强的古典官僚意识形态，并且在后官僚时代会面临着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三重考验。
　　我国官僚制的独特性在于：我国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基本以农业为中心并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阶段；我国的经济始终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育的民间组织和较强的社会自治能力。西方的官僚制是一种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范式，依靠理性和绩效发挥作用；我国的官僚制是一种沿袭的技术性官僚和社会性官僚，前者烙印着形式主义和责任向下推诿的传统，后者则意味着权力全部把持在政府官僚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官僚是一种中性的治理形态，而我国的官僚则往往成为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当时代的大潮推动着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并进入法理型社会阶段，我国已有的官僚制显然无法适应这种趋势而不断进行自我的调整和修补，而这种改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法像西方那样冒进和高效。在后官僚时代，理性官僚制精神的渗透是缓慢的，这与强大的传统组织文化和薄弱淡化的法理性官僚制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现代性表层结构与传统性浅层结构并存的情况下，我国行政组织呈现的是一种二元性特征：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既不应该是带有典型“人治”思想和宗法裙带关系的传统集权式组织体系，也不应该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理性化的官僚体制，而是带有集权色彩的政府走向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充分发挥上下级政府各自优势的政府间和谐关系。事实上这种二元特征是在解答一个纠结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经验能否不但给专政而且给民主提供鼓励”②。
　　当“参与式”被引入我国，其直接面对的便是一个官僚制下的行政体系，因此参与式项目及策略在施行中面对着三重阻力，即国家主义、政治合法性以及地方主义。首先，我国经济的地区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始终是政府，政府作为包揽全局的主体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我国“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体制，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要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③，因此我国的经济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带有极强政府干预的半计划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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