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绍鹏，199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考古学专业，历史学学士学位。现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局青年业务人员科研成果出版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学术带头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专门从事北京先农坛历史文化内涵研究、中国古代先农文化研究，以及北京四合院建筑类文物研究。完成“北京先农坛史料汇编”、“北京城四区旧城范围内四合院建筑类文物资源调查与研究”、“北京先农坛部分建筑匾额复原”课题；主持完成《北京先农坛史料选编》、《先农神坛》、《北京先农坛》、《北京先蚤坛》、《日下遗珍——北京旧城四合院建筑文物》专著（合著）；发表《民国北京先农坛编年简史》、《先农文化与先农坛》、《北京旧城范围内四合院建筑类文物资源的调查及初步研究》、《中小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的适度原则及针对性思考》、《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开展先农坛历史文化研究的历程，看中小型博物馆在传承历史文化保护中发挥的作用》、《北京先农坛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深析》等论文；完成《回眸盛典——“雍正帝先农坛亲祭图”、“雍正帝先农坛亲耕图”解读》、《先农坛百问》等书籍。
《先农崇拜研究》：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拜万物有灵却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民族。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在中国有教众，佛教、道教还在不同历史时期兴盛过，我们的民族怎么会没有宗教信仰传统呢？
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传统，不是等同的概念。中国有宗教信仰，但是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始终如一地占据国民的精神世界而没有被世俗同化，没有哪一种宗教成为国教，使人们的世俗行为受到强制性的制约。虽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诸如佛教、道教极度兴盛时期，像唐朝、明朝推崇道教，东汉、南北朝佛教的普及传播，元朝对各方宗教的兼容并包……不过因它们的存在时间之短，很快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文化记忆中的碎片，逐渐消逝于善于忘却的历史习俗之中，就像在地球生物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属于演化旁支的生物一样。
上古时期到周代之前，原始的中华民族还是存在朴素的神祗信仰，神祗的政治地位至少比翼于假托世俗政治诉求内涵的“天道”理念，不过，周代开始推崇传说中的上古圣人治世之学，强调以圣人之心、圣人确定的社会运行秩序“礼仪”来驾驭人间世俗万物，原来比较单纯的神祗崇拜、神人共事，开始逐渐退居社会政治生活的次要地位，治世逐渐要于敬神。尤其进入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迫使社会结构随之变化，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元素日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当下，现实主义理念空前高涨，神祗沦落为人们宣传政治理念的假托与工具，演变为对当下的映射，神祗的神圣性彻底丧失。
中华民族的神祗崇拜，还没经历从多神到一神的演化，进而成为高阶段的人为宗教，就突然为世俗社会的强烈变更所制止，停滞于一神教大门之外，并蜕化为世俗政治和民生福祉理念借以寄生的依托，丧失成为人间崇高指路灯塔的机会和地位。世俗社会的强烈现世之需，扭曲着人们的世界观，彼岸不再为人推崇。现世的利益追求，诸如功名利禄、福报安康等，成为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因此，知生方知死（孔子谓：不知生安知死），是为人世首要。
如此老成的文明，恐怕是世界罕见，不要幻想、不要灵魂的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潜意识，一直以来左右着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人们。神的崇拜、宗教，只是一点生活的点缀，艰难时可以寄托脱离困苦的愿望，富裕时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正如2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华文明在世界还是幼年之时，就走完自己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进入老成。
中华民族惯于生活在现实中，更关注的是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对于看不到的神们，只要是无关当下世俗福祉的，就不会为人们所重视，而等到一旦需要时再来顾及。这种严重的精神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惯常的做法，导致中华民族文明生活中的神祗们常常遭受到非神的待遇，随时可编造、随时可确立，又随时可抛弃，比西方世界的洋神们可怜得多。在这样强烈的世俗现世之需扭曲人们灵魂的人文环境下，没有宗教信仰传统也就成为可能。即便某个宗教兴盛，比如历史上的汉传佛教，最后也会沦落为现世的工具，不仅成为不了灯塔，引导人们超尘出俗，反而异化为保佑信众现世欲望的媒介与达成目的之桥梁，进入不愿进入的所谓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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