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温柔的人不是因为天生温柔，而是饱受痛苦之后才磨砺出那份强大的温柔，并用这真诚而又坚定的柔情对抗来自外界的痛苦。琦君是母亲，也是女儿，最懂得母亲“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的独特力量，她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很多关于母亲的散文，诚如白先勇所言：“琦君最感人的作品，都与母亲有关。”
一个母亲的修炼
（新民晚报·夜光杯·读书版）
人人都只有一个母亲，但很少人懂得宝贵自己的母亲。2001年，八十五岁的琦君以一部《橘子红了》成为台湾文坛的风云人物，书中塑造了一位守居在乡下大宅、丈夫在城中做官的大太太，娴雅、沉毅、圆融、通透，其原型就是琦君的母亲。白先勇先生称赞琦君写得*感人的文章都是关于母亲，“母亲是琦君*重要的创作源泉”。这本《母亲的金手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即是明证。
琦君1917年出生在儒将之家，父亲交游广阔，佣人们曾提着便壶在客厅门口偷看梅兰芳的风采，被梅老板笑吟吟撞个正着之后，一边欢喜，一边懊恼自己手里拿了个如此不雅的东西。琦君从小就领教母亲如何同千奇百怪的佣人们圆融相处。譬如他们家的花匠，是个有学问的基督徒，有一副好脑子和一双巧手，还能帮母亲专门做一种罩在煤油灯上的罩子，既省油又防风，勤俭持家的母亲非常喜欢，但是这位信耶稣的花匠到了星期天就不做工，捧着《圣经》在院子里看书，称工作了六天，第七天要为上帝工作。母亲笑笑也就由他。结果另一位信佛的长工不愿意了，不但想方设法地挖苦，还跑到母亲面前投诉，母亲则大笑：“我们信佛的人靠天，他们信耶稣的人靠上帝，我想想也都是一样的。”两个佣人经常吵闹，母亲却总能四两拨千斤，一句“只要心好，上帝和菩萨一样保佑”就把两个老人调解得妥妥当当，甚至互相爱护起来。
亲戚之间的相处要比和佣人相处困难很多。有一位寄住的五姑婆，嘴巴不太好，幼年的琦君不小心碰倒长凳砸死了一只小猫，五姑婆用报应孽债吓唬小琦君，琦君急怒之下骂了她一句，立刻被母亲打了一嘴巴，叫她跪下。因为五姑婆比母亲还要年长一辈，小孩子如此做派，没有规矩。事后琦君怯怯地向五姑婆道歉，这位嘴巴不好的长辈依然拿更可怕的报应孽债吓唬琦君，琦君吓得打起哆嗦来，母亲立刻把她拉到一边，用热毛巾擦她的脸，一边温和地安慰，一边教她去和外公玩耍晒太阳。还有一位三叔公，早年离家娶了一位巴西少女，回来后迫于大太太的压力把娴静的巴西妻子赶了出去，使她不得不住在琦君家。琦君的母亲虽然也是一位大太太，却对那位“武则天”似的大太太看不惯，被赶出门的姨太太毫无怨言，反而把琦君的母亲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更让琦君感到心酸的是，对父亲养在城里的姨太太，母亲也能够理解。为父亲缝制绣花鞋的时候，连带给姨太太也缝了一双，理由是只缝一双的话，父亲不会穿，索性缝两双，让他们“成双作对”去吧。
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何其多，当它们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是追问“这如何公平”往往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更值得关心的恐怕是如何让当事人在不公正的境遇中好好活下去。不是每一个民国妇女都起身革命变成了新女性，琦君笔下的母亲也从来不是什么女性主义者，她恪守传统道德，又竭力平等地、公正地尊重别人、对待别人，结果常常是为难了自己，辛苦了自己。这样的母性，至今依然存在那些无比朴素而又无比动人的母亲身上，不随时代的喧嚣变迁而磨灭。这位活了九十多岁的文坛恒星，几乎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来见证、记录母亲的修炼，往往在人们不自觉的一刻，提出了人性善与恶、好与坏、难分难辨、复杂暧昧的难题，令人一时之间热泪盈眶。琦君的文章绝无华丽的字句，却处处流露着典雅清丽的灿烂光辉。她没有留下尖刻的文字，虽然她的家族背景和人生阅历都使她有足够的资格言辞尖刻。
琦君一生都记得来自母亲的馈赠，在母亲逝世四十年后的那个母亲节，她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献给永远怀念的母亲。
琦君（1916-2006）
本名潘希珍，生于浙江永嘉，父亲是儒将。早年师承大词人夏成焘，诗词造诣颇高。一九四九年赴台，后定居美国。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名重一时，著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三十余种，作品多次被选入台湾中学语文课本，被译为英、韩、日等多种文字。晚年创作以家族早年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橘子红了》，是三十年来台湾地区以纯文学创作而畅销的少数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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