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主义》为《政治哲学论丛》的第2辑，主题为“平等主义”。当代政治哲学有很多主题，其中重要的就是平等。平等主义主张。平等是我们的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从而对如何对待每个人提出了一种规范的要求。虽然平等主义在当代社会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具有支配性的正义观念，平等也被看作是流行、重要的价值和原则，但是这些都不是没有争议的。关于平等一的争议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个是“什么的平等”，即平等主义者所说的平等是指什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平等的规范性，即平等主义如何能够得到证明。《政治哲学论丛（2017第2辑）：平等主义》将全面展示国内学界关于平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在我国悄然兴起，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成为一门“显学”。在我国现行的学科门类中政治哲学虽然尚无一席之地，但实际上很多著名大学的哲学院、政治学院、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都早已开设了多门与政治哲学相关的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自2013年起已开始招生政治哲学专业的博士生研究生。人们只要以“政治哲学”为主题词到“中国知网”或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检索，那就不难发现，无论是相关的丛书还是专著，无论是发表在刊物的论文还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其数量之大和增长速度之快都令人难以想象。
与政治哲学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是，由于相关的学术论文都发表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杂志，而目前国内尚无一本汇集它们的专业期刊，这种情况使得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经常遇到查找资料的困难。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编辑出版一套既能展现我国学者在政治哲学研究上已取得的成果，又能反映他们关注的重大问题的《政治哲学论丛》，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
本丛书是一套系列丛书，由若干分册构成。每一分册聚焦于一个重大问题，由一位学者从国内各学术刊物已发表的论文选编而成，并附有一个简要介绍各篇论文内容的“导读”。我们计划通过各分册的陆续出版，将更多的研究成果汇人丛书，以成大观。
希望这套《政治哲学论丛》能为我国政治哲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姚大志，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系主任。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学者（1994-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姚大志教授长期以来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和正义理论。主要兼职中华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外因哲学学会理事，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导读
第一部分 平等的基本理念
平等：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
平等如何能够加以证明？
论分配正义的平等观
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限制
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第二部分 平等的内在问题
平等、优先与特权
平等理论的谱系：兼论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差异和平等：兼论法律上的平等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第三部分 平等的范式
拯救平等：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两个批判
评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观
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的内在张力：罗纳德·德沃金的化解及其困境
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一个批判性考察
功利与平等：当代功利主义的平等理论
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的实现方式
《政治哲学论丛（2017第2辑）：平等主义》：
因此，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政治理论就必须在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主义和讲究实际的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维持适当的张力。如果没有任何理性的个体能够被启动以一个政治理想为生，那么，这个理想便是一个乌托邦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一种粗俗不堪的政治现实主义并不值得尊重，因为，它可能妨碍人们过更像样的生活。在设计合理的政治制度时，动机的因素是重要的，由于它们对政治辩护施加了实质性的影响：政治辩护不是表示对一个命题的认同（即使这个命题或许是真的），而是要支持和接受一套公共机构以及相应的生活形式。政治生活必定与我们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如果社会一政治机构要有某些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制约着它们的原则在某个层次上就必须得到公民的一致认同。如果存在着政治真理的话，它们必定是通过论证和说服由公共理性揭示出来的。乌托邦的政治理想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不可能赢得一致同意，由于它们“把过分的压力置于个体的动机之上”，甚至“试图完全通过对社会个体进行非个人的转变来超越他们”（第24页）。
但是，仔细地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内格尔似乎并不普遍地抵制通过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渐进的相互作用来“转变”社会个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注意到．就个人的观点与集体的观点的关系而言，内格尔并未把它主要解释为关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内格尔看来，就这个问题的本质和起源而论，它是关于每个个体与他自己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内格尔的探讨有一些独特的优点。首先，他避免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极端对立，而这种对立在自由主义的一些样板那儿频繁出现。但是，对内格尔来说，这两种观点的共存已经表明，个体必然是被固定在社会之中的——用桑德尔的话说，个体不是“不带累赘的自我”。相反，正是因为自我本质上被固定在社会之中，具有一个不可还原的社会维度，任何忽视其本质存在的社会一政治体制都不可能是合理的。我们并不具有一个独立于或者可分离于个人生活的社会生活。因为，就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而论，我们必须采纳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来探究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问题①。因此，当社会一政治体制把保证每个个体具有一个像样的生活看作它的一个根本目的时，它的主要职能之一，便是要调和个体在追求他们的生活时所面临的困境或冲突，使得这样的困境或冲突尽可能少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在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只是公共道德有时需要强制性地加以强化。如果通过恰当的社会机制对个人道德实施的部分转变就能够导致一个道德上更值得向往和接受的社会制度，那么，这样的转变便是合理的。
因此，可以设想的是，对体制结构的任何合理的设计应该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提供表达其个性的方式，而这些方式从非个人的观点来看必须是可接受的。然而，由于这将涉及自我概念的重塑，涉及人们的动机的转变，由此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这种转变是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我们明显地想要政府按照正确的原则行动，假设正确的原则是那些没有任何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原则②，那么，我们必须追问：我们怎么才有可能在个人的和非个人的观点的张力中达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性一致呢？显然，合理性（reasonableness）要求相互协作和互利互惠。我们生来具有的各种各样的偏爱，比如说，爱情、友谊、对集体和国家的忠诚，与我们的个人利益、计划和承诺具有本质的联系。如果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排除掉，那么，只有当从他人的利益和偏爱的角度来看它们都能被合理地接受时，这样的偏爱才能在社会协作的框架内得以协调。在内格尔看来，协调的问题可以通过诉诸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得到解决。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是合理的问题，不是在个人的实际理性的层面上就能得到解决的；合理性的决定必定也涉及判断每个人服从某些行动原则的集体结果，而这些原则是每个人能够确认其他人应该服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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