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统筹改革*局，实现改革总体目标的重大意义，是未来推动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著名政治学学者王浦劬教授和著名学者竹立家教授，根据*会精神，针对政府的职能转变、管理创新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写了大量的理论分析文章和具体实务建议。将理论性强的部分，拆分出来，做成《重塑政府》理念版；把偏重实操的部分拿出来，做成了《重塑政府》实务版。这是目前国内解读三中*会政府改革精神并提出实务操作具体建议的*一套书。
《理念篇》从十八届三中*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理念入手，深入分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区别，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手段。围绕着国家治理新理念，分析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改革。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执政能力；通过建立长效的机制，打击腐败，改善基层权力生态，重塑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法。
“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是简单的“政务上网”，不是开通微博、微信或做个APP就完事了，而是对政务模式的深刻变革，是简政放权、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重塑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行动路线图（理念篇）》，解读“互联网+政务服务”精神，提出实务操作建议的指导书！
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硕博（1978-1988）。1993-2008年，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编撰出版《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选举的理论与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世界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以治理的民主实现社会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政道与治道》（中华书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政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回顾与规划：2006-2015》（天津人民出版社）等作品。
站在“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再平衡”与改革的双重课题，中国，这一处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的国度，正在通过实施全新治国方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逐步解除各种风险的困扰——这里的提升对象，包括上到整个国家层面的领导力，下到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此伴生而来的全新考验，也促使政府从理念到行动都必须有所改变。
与其说是“改变”，不如说是“重塑”。
一
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面临着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困难的考验，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众所周知，国际方面主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要使中国成为开放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面对国家间权力重组和再平衡的全新课题，也必须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国内现实的重大变化。国内方面则主要涉及传统习惯、文化观念、道德和政治价值、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改革课题。这两个方面的课题对中国国家未来的领导力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即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给国家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不言而喻，从谋划改革全局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现实形态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社会结构性变动已经悄然而至，社会“层序结构”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全新的问题现实。这要求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或领导国家的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从改革的价值和路径选择来看，人们的意见纷呈，价值观争论难以平息。首先要肯定这是好事，人们积极参与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但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一个国家的领导力是在国家信仰的基础之上，建构制度的能力。因此，在论及现代国家领导力这一重大问题时，必须既要跳出就事论事的狭隘思维，又要避免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既要坚决防止因对现实描述扭曲而导致的“现实的不在场”，又要防止因理论解释不准确而导致的“理论的不在状态”，从而错失改革良机，加大改革成本。面对新形势和新的改革任务，改革要有新思维，改革谋划要有哲学高度。这就是说，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领导力的构建，必须以价值和制度建设为核心，从公正的价值和公正的制度两个方面夯实国家信仰基础。
二
在当代世界，国家领导力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其所信奉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也就是社会政治文明的程度。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是明确的意识形态引导的结果，同样，意识形态的混乱不但导致依据这种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理论解释能力下降、没有说服力，使之成为欺骗或虚假意识，丧失社会群众基础；而且造成这种社会所追求的理性社会蓝图丧失吸引力，最终导致社会变迁能力和改革动力衰退，使个体和社会失去了发展目标和价值。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混乱更容易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迷茫，使社会危机内化为个人危机，从而引发社会矛盾与问题，致使社会团结、社会合作、社会凝聚力销蚀，导致国家运用已有的战略资源和经济成果的能力以及民众支持力的双重衰减，并最终导致国家领导力下降。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社会重大转型期所形成的价值迷茫，往往是引发关于社会和个人发展价值争论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西方的希腊化时代和启蒙时代，这种关于发展价值的争论都是非常明显的。一般来说，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公众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探寻基本是沿着三个方向进行的：一是自我安慰地面向过去，在传统价值中寻找出路，这当然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没有出路；二是激烈地拒绝现实，敷陈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寻求新的发展价值；三是消极地脱离、逃避、远离社会，或听天由命，或我行我素，虚化价值的社会意义。
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明确性和核心价值的坚定性具有重大意义，是我国未来沿着改革道路奋然前行的基本前提，也是体现国家领导力的价值基础，是凝聚民心的基础性工程。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基本是通过宪法原则和价值表达出来的。宪法是全社会的政治价值共识，是社会制度构建的基本依据。我们知道，价值哲学，包括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是一种实践哲学。换句话说，它的关键意义不是理论表述的完美无缺，而是在实践中的有效实现程度。国家领导力的重要体现，也主要表现为落实和践行宪法原则和价值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价值和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公正民主”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制度安排的结果，将会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三
与传统的熟人社会主要讲道德不同，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主要讲规则，强调只有人人都讲规则而不是只谈道德，社会才会向善有序，国家才能富强安宁。
通过制度或规则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特别是权力行为，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我们经常讲的所谓政治文明，其本质就表现为制度文明，是通过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马克斯· 韦伯在论及历史上的领导类型时，把领导类型划分为传统型、超凡魅力型、法制型，认为后两种是近现代议会民主制下领导权威形成的主要特征。虽然韦伯比较倾心于政党政治下的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品质，但他强调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把法制型和超凡魅力型这两种政治权威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是牢固的制度结构保证了国家持续的、稳定的领导权威或领导力。
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态是人民民主制度。在此社会条件下，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宪法原则和价值保证了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基本权利。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始终是一个不断实现人民群众“权利”的过程，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与西方社会不同，我们社会的国家领导力，最根本的体现就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满意是国家领导力的基本体现。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就是一个逐渐把社会价值在制度上具体落实的过程。只有在制度上切实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制度的刚性逻辑才会把我们的社会带入一个长治久安的境界，国家领导力才会得到充分体现。
改革是制度性改革。国家领导力主要体现在公共权力运行的质量上，运行的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满意。因此，通过制度凝聚民心，从制度上限制公共权力的私化、贪腐、滥用、特权等人民群众看得见又极端不满的现象，用民主的方式规范公共权力，防止一些人以改革和组织的名义干坏事，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和执政党的威信，是社会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领导力建设的重点领域。
而国家领导力建设必须要有明确的价值支持，并有在这种明确价值引导下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人人心情舒畅、安居乐业的政治文明社会。只有实现了政治文明，才能建立当代社会的新秩序，也才能真正实现好和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并有效防止“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现象，防止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积累、叠加和发酵，造成不应有的社会危机，从而错失改革良机。
因此，重塑政府，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宣示，更应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竹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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