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找到金箍棒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成长过程中身边没有同伴，也没什么儿童书籍。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小学一年级下学期半知半解看完的一本砖头样的，当时流行的成人小说《遗落的种子》，直到大学之后才对儿童文学产生兴趣。我之所以能写童话，源自我的童年记忆——记得的不只是事件，还有复杂的思绪和深刻的感觉。因为记得，所以能够同理，能够体会儿童对人、事认真易感，喜怒哀乐较成人更为敏锐放大的特点。记得躺在草地上，看着俯视着我、满布星星的天空，漆黑凝重，无限浩大，好似扶梯可上，又像深不见底，我对它不可测知的神秘既兴奋又敬畏。看家人的旧照片，全家福里没有我，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出生。那时，这个现在所知道的“我”在哪里？如果根本没有这个“我”，那“无我”又是怎样的状态？虽然现在的我，仍然不知那些答案，但是好像已经习惯了“无知”，不再急切惊惶。幸运的是，我还能感受得到当时越想越迷惑、越想越害怕的心情。
能找到儿童文学，是我的幸运。儿童文学的创作适合我个人的特质和写作的风格——容许无边的想象，也让我认识了自己的能力。记得小学四年级时，邻座是当今知名的民歌词曲作者和制作人——靳铁章。上图画课，只见他整个人趴在画纸上，全神贯注，不仅手指，手肘、衣服，甚至鼻子、脸颊，全沾满了蜡笔屑，全身脏兮兮的。他的画有些古怪，既不漂亮，也不写实，并不得到老师的青睐。但是那时的我，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种爆发、独特的原创力，让我羡慕。有一回画题是“外星人”，我偷眼看了他的画之后，才有了灵感 我也因此怀疑自己是否有创造的能力。进了大学，没有升学的压力，自我的追寻成了最重要的课题。我尝试过写散文、小说、新诗和采访稿，但是直到开始写童诗和童话，才像是孙悟空挑了十八般的武器都不合适，终于找到了金箍棒。
我的儿童文学之旅，从翻译开始。大学时读的是毫无兴趣的森林系，正科的书不读，却去旁听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文学课。大二的暑假，大我四岁、在台大外文系研究所读书的廖咸浩出版了翻译的青少年小说《所罗门王的指环》。我看着这个平常熟识的朋友忽然有了“作者”这样伟大的身份，非常羡慕。但同时，我也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惶恐。我把好友赵君宜送给我的，但是一直没看的美国儿童文学名著《夏洛的网》（英文版）找出来，功利地想，练练英文吧，也许毕业以后可以去当秘书。看了几个章节，觉得都看得懂，再加上字典帮忙，应该可以把书翻译出来。我便写了书的简介，翻译了目录和第一章节，寄给《幼狮少年》月刊的主编孙小英。孙主编很快就有了回信，礼貌地称我“孙先生”，大概是因为我的名字像男生，行为也直接大胆吧。我们通了电话，她很惊讶我是女生，欣然同意连载我的译稿，而且不需要立刻把全书翻译完成，只要在截稿前寄上一个章节就可以了。得了稿费，我立刻高兴地邮购了父亲一直想要，但是舍不得买的一套李敖编撰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
我的创作历程，从儿童诗开始。上了大三，有一回我在书店看书，偶然看见张晓风写给她儿女的儿童诗集，有着晴天霹雳似的惊艳。看看表，快要上课了，便火速在笔记本里抄下一些诗句，再恋恋不舍地，一路跑到植物学的教室去。戴着眼镜，好脾气的老师，对着全班的同学耐心地、缓缓地讲述各种植物的茎叶构造和辨别方法。我转头望向窗外，刚刚读的诗句仿佛在我脑海中澎湃，便写下了我的第一首童诗《雷的来源》。
童诗好像把我创作的管道打通了。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创作童话。
我的作品，大多是将我成长过程中或是成人以后遇到的问题和人生体验，用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样说起来，写的大半是自传式的寓言了。写故事的过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先有主题，再想故事来解释它。我写的第一个故事《大头鸡宝宝》属于这一类，讲一只爱问问题的鸡，与父母有代沟，与其他的鸡格格不入。在我成长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对“如果父母错了，该怎么办？”提出中肯而不八股的讨论，因此我想把自己的心得贡献出来。另一种故事则是被一个图像、角色或是观念所吸引而着手写的，主题则在写作过程中浮现出来。例如，我在波士顿住家附近散步的时候，总是看见一户人家门前种的三色堇，我总觉得花里头有一张赌气的猫脸。若是这样的花遇上了真猫，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写着写着，便想到朋友或爱人之间，难得的是要尊重对方的兴趣与喜好，给予对方自由。或者像《小红》，我先想到皱纹纸的形状，再用“个人的价值要由自己认定，不要受别人的标准所左右”的主题为骨干。但是，也有像《偷时间的小人》这样的故事，主要是趣味的想象，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哲理。
有一些个人的经验也转化成了故事。
我一直留着直长的头发，大三时忽然烫了一头小卷，一个朋友看见我，说：“你好像狮子啊。”另一个说：“你被雷打到了吗？”虽然说的都不是恭维话，但我听着有趣，便把这两个意象联合起来，写了《狮子烫头发》，描述一只爱美的狮子，在好朋友狐狸的帮忙下，引来雷电烫头发。有时候故事是由其他人的作品启发而成。我的英文故事《妈妈熊》，起源便是上课时，我评论一个故事的情节太过平淡，没有高潮与冲突。美国老师问我：“你为什么不写一个不同的结局呢？”我便接受了挑战。有时候灵感来自没有灵感的绝望。我曾因为想摒除外务，到好友的公婆家——一座在山间的小屋子住了数日。闭门一两日，仍是一无所获。绝望中，我走出门来透透气，看见一只母鸡正从我脚前踱步而过。我好玩地跟着它走，忽然有了一个了悟：一个作者创作作品，不也像一只母鸡生蛋吗？于是，我便写了《方方嘴》，一只嘴巴是方形的鸡，被摒弃于群体之外，但是它也因此培养出独特的兴趣与能力，得到充实而自足的生活。
我的故事中，寻求自我、自足与独立是常常出现的主题，这些也是我年轻时最关切与最想追寻的。虽然我的故事中，主角有动物（鸡、狮子、狐狸），有植物（玫瑰、猫脸花），有无生命的物体（皱纹纸），甚至有凭空想象出的物体（太空的怪石和果冻人），但是每个故事都反映了我创作时的心态与想法。这样看来，那些奇怪的角色，其实都是我自己了。
这套“孙晴峰奇幻哲理书屋”的出版，对我的意义非常重大。写故事一直是最让我安静、快乐，而且快乐得不虞后悔的事。但是，好好坐下来写故事之前，我总要经过一番挣扎，非不得已，绝不就范。这么说，我总是尽量去逃避我最喜欢的感觉——安静与快乐，或者说是安静的快乐吗？的确，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而我年轻时却往往如此。因为对写作有着既热爱又不能定心写的恶习，创造力最勃发的时候，往往是我头脑自由而身体不自由的时候。我大学三年级开始写童诗、童话，便是在全无兴趣听讲，但又不得不出席的教室里。
在《民生报》儿童版工作的时候，“写”是我的工作。主编桂文亚不限制我的写作题材，虽然职位是记者，但翻译或创作故事都可以 这简直是创作者的梦了。出国之后，没有了这样的写作环境，作品便很少。2002年我开始在大学教书，工作繁忙且领域和儿童文学创作无关，因此停笔了很多年。幸运的是，过去的作品还能以不同形式出版，这样说来，我总还是在儿童文学的边缘打转。
2016年，我应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思想猫优秀儿童文学研究奖”创办人桂文亚女士和院长方卫平教授的邀请，和老友孙建江见面，也有幸认识了作家张之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主任金海燕和编辑熊慧琴。短短四天的聚会，让我对儿童文学的创作重燃热情。2017年10月，我和张之路老师合作的图画书《小黑和小白》出版了。一个搁置了十多年的图画故事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我最珍视的童话故事集也在金海燕主任的邀稿和责任编辑熊慧琴的精心编排下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
回首我的儿童文学之旅，孙小英和蒋家语当年于我有知遇之恩 如果他们早早退了我的稿，我大概就不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了；桂文亚则是我最坚实、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没有她的鼓励、信任和帮助，年轻时创作的火花可能早已在创作环境改变后就熄灭了，而也是因为她，我的灵感之泉又得以喷出水花。
现在是七月，执教的纽约大学正在放暑假，我回来探视家人。坐在星巴克咖啡馆里写这篇序文，窗外台北的艳阳被落地玻璃窗隔绝了，冷气十足。我穿着连帽的运动衣、及膝的长袜“严阵以待”。已经一坐五个小时了，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四周的嘈杂置若罔闻。
创作的确是最让我觉得安静和满足的事了。
2018年7月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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