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者的处女小说《军官病房》，获得了18项文学奖，并在美国、英国、德国、中国等国翻译出版，后被改编成电影，荣获戛纳电影节两个恺撒奖。《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年在中国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2， 当挪亚方舟准备起航，新一轮的人类淘汰赛拉开序幕，是权势地位财富的又一次争夺战，还是一场由拥有上帝视角的“大数据”进行遴选的“正义之战”？
3. 大数据时代的终极命题。
4. 当大数据成为永生的条件，你会在头顶的监视器下摘掉面具吗？
一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一边修改译稿，是我在这个特别的春节假期的每日“必修课”。相信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疫情已经离我们远去，变成了一份集体记忆。不过，具体到每一个人，回忆肯定不同，对小说的主题“永生”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我对永生这种疯狂的想法不太感冒，但必须说，小说里的未来世界很法国，完全符合我印象中的法式价值观。小说的法式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不要谷歌国籍、始终保持法国国籍的女主人公身上。她逢人便说她的永生项目不以候选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作为评判标准，只看重人的品格和对环保的态度。每每翻译这几句话，我的耳边仿佛都会响起马克龙总统在西安演讲时的金句—“让地球再次伟大！”女主人公的反美态度也很法国。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乡土情结重的人，一向厌恶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的消费文化，因此，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美国品牌在法国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个人隐私也是法国人的“痛点”，而美国四大网络科技巨头—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通过在手机、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里输入的内容，监视人的一举一动，窥探人的内心世界，把人变成了透明的。在这本小说之前，马尔克·杜甘和《观点》周刊记者克里斯托夫·拉贝合著了《赤裸裸的人》，他们以法国为例，分析了网络巨头对公民隐私的破坏，而且更糟心的是，虽然大家主动或者被迫放弃了隐私，但并没有得到更美好的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人在读或者重读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杜甘应该也是加缪的粉丝，所以女主人公写道：“父亲崇敬的作家加缪从死亡中看到赋予生命意义的绝对理由，这种存在主义并不足以减轻我在一生中不断失去亲友时的悲痛。我完全不想和死亡妥协，不想尊重它的独断专行，这种令人压抑的专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逼迫我们乞讨生命的意义，然而生命的意义会随着我们最后一次呼吸消散。一代又一代人眼睁睁看着时间屠杀人类，这让我头晕目眩。”于是女主人公决定用“无尽”这个永生项目来对抗死亡，保存人身上最美好的东西—思想、感知能力等。翻译小说的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留意永生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新闻。1月15日，微信公众号“人物”发表的报道吸引了我，题目是《一个失独妈妈决定把女儿做成AI》。在报道中，失独妈妈求助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希望得到一个类似于智能语音助手的设备，可以带在身上或者放在家里，用女儿的声音和她进行简单的对话。从技术角度看，这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按照“无尽”的要求，提供足够多的数据信息。早在2017年，美国科普作家詹姆斯·弗拉霍斯在得知父亲已是肺癌晚期后就设计了一款名为“爸爸机器人”（Dadbot）的手机应用程序。他让父亲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大量录音，把自己和亲友的对话录下来，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也说出来，录下来。他在一旁整理录音，制作语料库，还自学编程。最初版的“爸爸机器人”甚至还跟父亲本人聊过天，父亲直呼“太酷了”。这让我想起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桥段，主角在做艰难抉择时会在心里问故去的亲人或者挚友：“你会怎么做？”“我这样做对吗？”“你也会像我这样，不是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必把这个问题埋在心里，只须拿起手机，就可以呼唤虚拟亲友，进行一场超时空对话。
不过，作者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虚拟永生”，他在最后让剧情反转，女主人公卡珊德拉·朗默尔多提尔变成了大骗子，像极了被推下神坛的“女版乔布斯”伊丽莎白·霍姆斯。此女宣称自己的公司掌握了革命性的技术，用一滴血就能进行两百多项专业检测，《华尔街日报》《财富》《福布斯》等重量级杂志纷纷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辛格、传媒大亨默多克等纷纷加入她的公司的董事会。然而，这个被誉为“下一个苹果”的创业公司只是由谎言堆砌起来的空中楼阁，戳破这个惊天骗局的是《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约翰·卡雷鲁，他在《坏血》中详细描述了曲折的调查过程。不论是《坏血》里的真人真事，还是这本小说里的虚构骗局，我觉得都是在提醒我们，在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要保持怀疑，反思我们是不是过于相信技术，是不是过度依赖技术，从而忘了人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前几天，我得知叔叔因胃癌去世。我想不起最后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不过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多年以前他为我画的卡通小公鸡。那时，我问他画画有什么诀窍，他照着我的文具盒上的图案，画了一只小公鸡，告诉我，绘画的第一步是仔细观察。叔叔继承了爷爷的衣钵，专攻山水画。2015年，经过层层筛选、考核，他晋升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相较于其他职业，画家是幸运的，他们的作品可以超越短暂一生，跨越不同时代，让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后人见面。爷爷就是这样和我们这些孙辈见面的。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博物馆看他的瓷板画。看着他笔下的昌江码头、东郊新貌，我就能想象出他搭公交、穿弄堂、在河边散步的情景。
我没有绘画天赋，只能翻译ABCD，搭法国作家的“顺风车”，期待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我的后人相见。可是，在这本小说里的未来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懒得阅读，语音来语音去，闲暇时就钻进虚拟现实机里“周游世界”，或者看全程高能的“爽剧”。这好像说的不是未来的人，而是现在的人。好在还有一些人醒悟过来，发现这样的生活了无生趣，于是重拾小说，期待从中看到出乎意料的情节和字句。这样的人不多，作家们却备受鼓舞，笔耕不辍，直至把小说变成了艺术品。这何尝不是作家和译者的心愿？
最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作者马尔克·杜甘。杜甘先生1957年生于塞内加尔，毕业于法国格勒诺贝尔政治学院，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他在金融和航空领域工作多年。他在中国出版过三部小说—《军官病房》《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埃德加的诅咒》。由于前两本出版时间较早，我只买到了《埃德加的诅咒》。和这本小说一样，《埃德加的诅咒》也是“假托他人之手”完成的，不过小说的主人公却真有其人，他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传奇局长埃德加·胡佛。《埃德加的诅咒》的开篇是这样的：叙述者在寒冷的冻雨天赶到纽约见一位出版商，想从她那里买下胡佛的助手克莱德·托尔森的回忆录。虽然出版商一再提醒手稿真伪难辨，仿佛这也是对读者的忠告，但叙述者还是把它买了下来。然后，这份回忆录就“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在《无尽透明》这本小说里，作者调整了顺序，先抛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叙述者在“尾声”里写明，前面大家看到的是谷歌前职员卡珊德拉·纳马拉的手稿。叙述者还煞有介事地写卡珊德拉·纳马拉在巴黎出版界四处碰壁的情景，因为出版人都不知道该把这份手稿归到哪一类，离奇故事抑或科幻小说？而且据唯一见过卡珊德拉·纳马拉的出版人说，科幻小说的读者群很小众。我深深怀疑这是作者从出版界的朋友那里得到的友情提示，或者说这是本书的出版编辑给作家打的“预防针”，因为作家离开自己的写作“舒适区”，第一次尝试科幻小说。这也是我第一次翻译科幻小说，所以如有粗疏之处，还望读者海涵，也欢迎同行指正。
邓颖平
2020年2月25日于北京石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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