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君特·格拉斯文集）_（德）君特·格拉斯著胡其鼎译_9787020163687

《铁皮鼓》是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奥斯卡生于1924年，三岁时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荒诞无聊，决定停止长高。他经历了二战带给波兰和德国的苦难，见证了纳粹的罪行。三十岁时，这个将现实敲入鼓声，将玻璃唱碎的人，在精神病院写下自己的生平和家族故事，他试图在其魔幻现实自传中证明，自己是充满假象、谎言和罪恶的世界中的特立独行者。

1979年，由施隆多夫执导的同名电影上映。该片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外语故事片奖。

译本序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作家群中，非常重要的有三位。海因里希·伯尔，他的名字同废墟文学紧密相连，人们称他为小人物的兄弟。一九七一年，他的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又译《莱尼和他们》）问世，次年，他成为第六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人。伯尔的许多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他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阿尔诺·施密特，这个名字在我国是比较陌生的，他被认为是德国的詹姆斯·乔伊斯，他的作品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然而，由于他的文学素养很高，很多德语作家都要读他的著作。这两位作家都已经去世，现在仍在从事创作活动的，就是君特·格拉斯了。《铁皮鼓》是他的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在世界文坛已有定评。一九八七年年初，当译者终于完稿搁笔之时，建设出版社也预告这部小说即将与民主德国的读者见面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尔高伊的阿德勒饭店聚会。四七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既无纲领，也不发会员证，在作家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会一次，作家们在会上朗读各自的新作，当场听取评论，该社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发展。从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评过五次奖，获奖者是君特·艾希、海因里希·伯尔、伊尔泽·艾兴格尔、英格博格·巴赫曼和马丁·瓦尔泽。这一次聚会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来了，朗读了，胜利了。君特·格拉斯，他从巴黎到此地，来时囊中无几，他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章《肥大的裙子》，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清新，并同意授予他四七社奖（三千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铁皮鼓》一起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露面。这部小说的七种外文译本的版权已被买去。就在这一年，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乌韦·约翰逊的《雅各布的揣测》、海因里希·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面包和运动》、鲁道夫·哈格尔施坦格的《众神的玩物》、奥托·弗里德里希·瓦尔特的《哑巴》、格哈德·茨韦伦茨的《死去的男人们的爱》等。在此之前，文坛的中心议题是长篇小说的危机，而此时，连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联邦德国的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生于但泽。这是一个海港城市，有着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泽曾属汉萨同盟，后归波兰。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又划归普鲁士。次大战后，改为自由邦，由国际联盟代管。纳粹德国又以但泽走廊问题为借口入侵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战后，但泽划归波兰，今名格但斯克。格拉斯的父母，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一九四四年，他被征入伍，当空军辅助人员，同年受伤。一九四六年，当他从马利恩巴德的美军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因为被划给苏联和波兰等的德国东部土地上的德国人都被驱赶了。格拉斯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钾盐矿当矿工，接着到哥廷根打算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但一上历史课他就反感，终于放弃。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匠手艺。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当地艺术学院学习，兼当模特儿并在一个爵士乐队演奏。一九五三年他迁到西柏林，继续学习雕塑与版画。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头奖。次年，他的部诗集《风信鸡的优点》出版，他举家迁居巴黎。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

如此神秘，谁还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听我的老婆。（《信经》）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幢后排楼房里。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给他每月三百马克的津贴，让他维持起码的生活并写作剧本。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格拉斯说，他当时连德语的正字法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一九五九年底，不来梅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格拉斯奖金，但不来梅市政府不予承认，表面的理由是《铁皮鼓》亵渎上帝、有伤风化，真正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小胡子作家是个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对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市行政当局干涉独立评奖委员会事务被公众舆论目为一件丑闻，这自然也未能阻止这部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并被译成更多的语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评论家协会授予格拉斯文学奖，一九六二年他又获得法国的文学奖。《铁皮鼓》初版后的四年间，给格拉斯带来了四十万马克的收益，使这位经济奇迹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成了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剧本，如《恶厨师》（1961）等先后上演，第二部诗集《三角轨道》（1960）出版，接着，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相继问世，尤其是后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卢赫特汉德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同《铁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时，经作者同意后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因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故事与人物均无连续性，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部分情节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格拉斯说，它们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问题着眼写的；二是地点（但泽）和时间（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实与虚构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里·普拉尔德的谈话）。所以，这三部小说是格拉斯怀着一个有着德、波两种血统却又失去家乡的难民的心情写的。这种心情同战后德波间领土问题一样复杂。民主德国在一九五○年即已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为德波边界，联邦德国则直至一九七○年十二月同波兰签订《华沙条约》时才予以承认并确认德波两国间无领土争端。当时，格拉斯是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的拥护者。

一九四七年初，在一片废墟的汉诺威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格拉斯听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的讲演。格拉斯说，舒马赫的狂热和他的生硬一方面使我感到抵触，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的正确又使我信服（同普拉尔德的谈话）。他从次参加选举起，就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一九六○年，格拉斯回到西柏林时，正值威廉·勃兰特首次作为候选人竞选总理。一九六一年，阿登纳在雷根斯堡讲演，影射勃兰特是非婚所生。格拉斯被这种人身攻击所激怒而全力支持勃兰特。他就此成为勃兰特的好友，并从一九六五年起的几次大选中作旅行讲演，为社会民主党竞选。在阿登纳任总理的时期内，社会风气是不问政治而只关注福利与消费。作家和知识分子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能得到各种奖金。四七社和后来的六一社（以提倡劳工界文学为宗旨）的作家们则关注着一个问题：民主（Demokratie）的本义是人民的统治（Volksherrschaft）。公民难道可以放弃责任，放弃监督的权利，而把国家的祸福交给少数决定政策的职业政治家去掌握吗？当这些作家或其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发表歧见的时候，当他们对德国的重新武装、单方面同西方结盟、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的分裂以及后来的紧急状态法公开提出指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遭到当政者的鄙视和辱骂。格拉斯就是一例。阿登纳的后任、经济奇迹总理艾哈德公开把格拉斯、霍赫胡特等作家骂作（一种小犬），说他们只晓得朝荆棘上蹦（螳臂当车之意）。艾哈德的后继者基辛格总理也扬言，在魏玛共和国还有左中右文学，在联邦德国却只有左翼文学，这种文学不能代表德国。这就是当时政界与文学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格拉斯开始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他不仅同勃兰特建立了友谊，而且也明确了他本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他把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相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改革来争取所有公民限度的平等同启蒙运动的精神呼吁公民的理智，使之树立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他对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都发表意见。他的意见表明，他站在了几条板凳中间，左右不讨好。他反对国内的紧急状态法（1968）、教权主义反动的同盟政策，也反对民主德国建立柏林墙；他批评美国（如印度支那战争、支持希腊军人独裁政府），他抨击右派施普林格报系的《图片报》，也抨击左派的杂志《重音》；尤其因为他对大学生运动的态度，他被蓄长发的青年目为头号敌人。格拉斯理解青年一代的愤怒与抗议，但认为他们想通过一次性的革命造反来一劳永逸地改变一切的看法是乌托邦。鉴于当时的社会动乱，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对此持反对态度者联想到了魏玛共和国的危机。那时，刚上台任总理的希特勒便是利用紧急状态法取缔了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建立了独裁政权。这些人因此也担心大学生过激的行动会导致当局采取更严格的警察控制措施而有害民主制。这也是格拉斯的考虑。他的诗集《追问》（又译《盘问》）（1967）、言论集《论不言而喻》（1968）和长篇小说《局部麻醉》（1969）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观点。格拉斯认为，谁要承担责任和过错，谁就得有理智。他呼吁青年人的理智，使社会保持正常状态而不是非常状态，只有在正常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渐进的改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修正。他在写给自己的子女们的散文《蜗牛日记》（1972）里进而申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格拉斯在纽伦堡讲话中说：唯有看到和重视进步中的静止的人、已经有一次或多次停步不前的人、曾经在蜗牛壳上坐过并在乌托邦阴影一侧居住过的人，才能衡量出进步。他的不要革命只要修正的观点，在激进的青年一代看来，自然是十分保守的。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