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饮冰室——新会梁氏家族文化评传_黄轶_9787564510831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群体。丛书第一辑共4册，分别为《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风雨饮冰室：新会梁氏家族文化评传》、《倚树听流泉——唐河冯氏家族文化评传》、《丹桂满庭芳——无锡钱氏家族文化评传》和《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展示了以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钱钟书、俞平伯等文化科技名人为代表的不同家族的人才群体形象，探索了家族兴盛的不同风格和路径，揭示了近百年来影响人才成长的各种环境因素，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家族振兴过程的实力和作用。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风雨饮冰室：新会梁氏家族文化评传》解读梁氏家教对“梁门三院士”卓越成就的哺育，在对“饮冰室”家文化的意义探求和守望中，作者黄轶向最终选择了“著论求为百世师”的“饮冰室主人”呈奉了自己的敬意。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家”与“国”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体相伴而存。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更迭不已的朝代衍生的名门望族难计其数。这些显赫家族中的一部分在繁衍存续中以文化为纽带，形成独特的群体，成为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及其杰出人才为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挥过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进程。如，齐鲁大地上以孔子肇始的孔氏世家，享誉儒林两千余年，堪称“中国第一文化世家”；义宁的陈氏家族以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而富盛名；杭州钱塘的钱氏家族，因千余年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而被誉为江南望族；安徽桐城方氏家族，自明末至今一直享誉文坛，有“中国近世三百年第一文化世家”之称。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进入新的文化复兴时期，国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和文化，也更加珍视人才。事实表明，代表先进文化最高水平的社会群体，正是那些位居学术最高领域的专家、学者等文化精英。中国现代转型以来，那些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对推动社会变革和学术创新等方面贡献巨大。研究发现，这些专家、学者和精英人物，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有着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和丰厚的学养。文化世家所呈现的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道亮丽的景观。
　　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其注解也多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现“仲子，齐之世家也”之说；《史记》以“世家”记述王侯诸国大事，有《世家》30篇；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沿用司马迁《史记》的体例，书中也开举《列国世家》10篇。我国古代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所以称世家。后来，人们将世代显贵、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或大家泛称为世家。《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世家”有如下三种解释：“封建社会中门第高，世代做大官的人家”；“《史记》中诸侯的传记，按着诸侯世代编排”；“指以某种专长世代相承的家族”。
　　根据研究和多方因素理解，“世家”当指有特殊职业或专长、社会地位显赫，或代表某一领域、阶层特色并世代传承的家族。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世家则是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
　　现代文化世家则是源自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繁盛于20世纪中期并延续至今的，以家族文化传承为基本特色的不同家族的集成。中国现代文化世家总是以家族的一个或多个、能够影响或引领某一时代或某一领域发展的杰出人物为代表，进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郁的家族特色、对社会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群体。
　　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兴起和成长大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100年左右的时间。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空间。1840至1949年这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国入经受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却呈现出文化多姿、人才辈出的局面，所谓“国破山河在，家脉代代传”。这是中国根亲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世家的家族脉络根须还可以上溯至更早300余年的明末清初。那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的发达不仅带来经济繁荣和人口大量流动，也促使人们思想的开放和转变。
　　封建的小农经济依然占统治地位，人们在获取物质的有限满足后，也伴随着精神上更加新异的追求。特别是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问，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助推，让许多有钱人家对家族的振兴和子女的抚养有了颠覆性的设想。尽管“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富家子弟求学读书并非单一的科举及第。由于视野的开阔，富裕人家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对子女进行一对一的培养，或让年幼的子女体面地进入私塾，或挤进洋人的教堂，甚至远渡重洋，为的是让子孙后代冲出家门，获取更加宽阔的人生发展空间，去施展抱负，光宗耀祖。这样，官富子弟不仅躲避了战乱的袭扰，更能浸染异域文化，从而成就了大批人才。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一方面，清廷的腐败无能引起民众造反，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加剧了中国的贫弱。相对而言，社会贫富悬殊，阶层急剧分化。当时的局面应当是，寻常百姓不仅生活窘迫，甚至生死难测；富豪家族生活安逸，甚至花天酒地，更可破财消灾，让自己的子弟躲避人祸，享受现代优质教育。即使是落草为寇的军阀，也往往处心积虑地让自己的亲属弃武从文，期望发迹于文化世家。时局动荡，社会倒退，却难以遏制文化的萌动与繁荣。而乱世时期的富家子弟往往不乏有志之士，他们倾心文化功名，客观上造就了家族文化的繁荣，使文化世家风起云涌。
　　从人才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文化世家的整体成长往往又伴随国运兴衰而行，其历程也往往变幻纷呈，瑰丽多姿。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怪异，有时越是动荡不安，文化越是奇异多姿。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如此，近代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概莫能外。
　　20世纪初，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赶出宫廷，伴随频仍的天灾和人祸（战乱和政治腐败），裹挟中西文化泥沙的巨浪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国时期虽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但文化却一直未能断裂，反而出现极度繁荣的景观。这一时期，军阀的利益、地盘纷争不断，文化的发展空间相对宽松；军阀的粗野庸俗，反而衬托出文化的精细高雅与尊贵，追求风雅成为时尚，文人地位也随之攀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才成长和文化繁荣的局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即使在1928年那样战火纷飞的动荡年月，成立伊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仍然做着遴选院士的长远计划，并终于在20年后的1948年成功地评选出中国首届81名院士。首届院士不乏文化世家子弟，如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冯友兰、冯景兰兄弟等。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在易代之际，士人常常有两种人生目的：一者避世守节，虽无关于天下，但有关于后世；一者入世弘道，即为当世当时道德楷模。在明末清初经学家黄宗羲看来，这两种人都是“见道之大”者。仕与隐、通与穷，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对生存生态的选择变化微弱，而在晚清时节外患日逼、内乱频仍、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时空之下，这一代文人骤然遭遇了从历史惯性中被甩出的剧痛，历史的诗意与现实的荒唐结伴而至，缘逢时会的狂热和英雄失路的悲凉相映而生。面临急剧动荡和分裂的世界，他们不得不在困惑、迷惘、痛苦、焦躁之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标尺，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而任何形式的抉择都必然面临纠缠和围剿。
　　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梁启超无疑是这个不断进取也需要不断反思的时代怎么也绕不过的一道山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损也罢，誉也罢，他都在那里，不离不弃；你追也罢，骂也罢，那旧日的光耀似乎能穿透岁月的磨蚀而通达未来。他在思想政治领域的敢为人先，他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深远怀抱，都不由得让我们唏嘘感慨：这是精力多么旺盛、意志多么坚定、视野多么开阔、生命多么飞扬的一个人物！“梁启超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作为一个先觉者，他已能够率先立于新的历史进境之中，实现了对各种观念意识的综合性整合，尽管这种整合常常亦难以避免其粗疏及自相矛盾之处。”而当我们根据以往道听途说所得来的对其家学家教的了解，进而沉浸在《梁启超家书》的阅读中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人物，也更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长大成人的九个儿女都乃人中龙凤。
　　梁思顺（1893一1966），长女，小名令娴，家人常称之为“娴儿”“顺儿”，是梁启超最为疼爱的“大宝贝”。梁思顺自幼受梁启超亲炙较多，酷爱诗词音乐，是难得的女才子，选编有《艺蘅馆词选》，多次再版，流传甚广。早年居日期间曾在女子师范学校学习高级日语，也是梁启超在日时期的秘书，自日归国后曾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也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其夫周希哲，外交官，驻外使馆领事，深得康有为、梁启超器重。
　　梁思成（1901一1972），长子，著名建筑史学家，近代建筑学的奠基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东北大学及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开创者，曾任主任、教授，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林徽因，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诗人、建筑学家、文学家及话剧创作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
　　梁思永（1904一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界公认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后冈三迭层”的发现者，龙山文化研究的重要创立者，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一1932），三子，早年曾留学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与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1986），次女，家人呼之为“庄庄”，是梁启超喜爱的“小宝贝”。早年曾留学加拿大麦基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开创中国图书分类西式分类法。
　　梁思达（1912—2001），四子，小名“达子”或“达达”。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毕业，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是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学家。
　　梁思懿（1914一1988），三女，家人称之为“司马懿”。早年在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学医，热爱社会活动，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燕京三杰”之一，后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曾任山东省妇联主席。
　　梁思宁（1916—2006），四女，小名“六六”，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是一位“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陈毅元帅曾对梁思成讲“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那个“梁启超的女儿”即指梁思宁。
　　梁思礼（1924—），五子，梁启超最为疼爱的“老白鼻”，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获博士学位。我国著名科学家，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学术带头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亦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
　　面对这样一份家世名单，我们内心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如今，我们正面临一个表面温和平稳而内部冲荡此起彼伏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和残酷的“大教育”时代。一方面，时代空前开放自由，信息交流格外畅通，经济空前繁荣发达；另一方面，是发展中的世衰道丧，人心日非，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独擅胜场，各种无形的挤压改头换面神不知鬼不觉似的纷至沓来，让我们在“自由”的空间中却几乎窒息。
　　在文化教育领域，我们看到，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不小的弊端，这导致了百年前的一幕：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学子感到对国内教育的失望，纷纷放弃国内学业，以不怕血本无归的劲头转身谋求出国读书，新的一轮走出国门的高潮到来。政府一方面通过各种优惠的创业政策吸引留学生学成归来，另一方面又在加强传统文化或日国学教育。关于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或各类评传文字，可谓多矣，用“不可胜数”言之绝不为过，然而从“家文化”的视角立意，在评传的过程中侧重于家学家教理念的探讨以求其当下影响效应，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尝试。在这里，我们温习探寻梁启超“文化世家”的生成历程，感悟总结梁氏家庭教育的成功得失，无疑对我们当下的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个人的家庭教育也有一定借鉴意义。这正是郑州大学出版社骆玉安副社长邀约撰述该书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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