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遗产_[英] 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yns）主编，晏绍祥吴舒屏译_9787208130678

　　政治源于希腊，戏剧模仿希腊，连哲学都是拾希腊人的牙慧？罗马只是文化上的二道贩子？“希腊罗马”并称，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关于罗马的一切，你全错了！
　　罗马法昭示着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正义；罗马城、雕像艺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心灵的丰盈；拉丁字母成为拉丁语留给世界最大最突出的宝贵遗产……我们都是希腊人，但我们也都是罗马人。《罗马的遗产》从法律、艺术、戏剧、诗歌等多个角度探讨古罗马留给现代世界的宝贵遗产，以及它如何形塑、改变现代生活，深富启发与洞见，堪称经典！

第一章　罗马的遗产
理查德· 詹金斯

　　本书的主题之所以是罗马留给后代的遗产，是因为罗马人也是第一个用从另一个文化核心继承来的遗产构建罗马自身文明的民族。罗马所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处在希腊的影响下，他们的著名诗人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贺拉斯说（《书信集》，第2 卷第156 行以下），被征服的希腊把她那粗鲁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并把艺术带给了那未开化的拉丁姆。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在他的杰作中给希腊人的成就以非常高的评价。在《埃涅阿斯纪》的关键之处，维吉尔让来自福地的安奇塞斯的阴魂向还未出生的罗马人宣布，他们将在崇高的艺术和科学方面永远低人一等：“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其他的人就是希腊人，他们将在雕刻、演说和天文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罗马人将在武功和创建良好政府方面超过他们（《埃涅阿斯纪》，第6 卷第847—853 行）。罗马的诗人们很为他们的独创性自豪，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又都非常谦虚地说，“我是第一个模仿某某希腊诗人某某作品的罗马人。”贺拉斯公开宣称，是他第一个把阿基洛霍斯和阿尔凯伊奥斯介绍给拉丁人的；维吉尔说，他的灵感来自那第一个把玩叙拉古诗歌的人，那就是说，他模仿的是忒俄克里托斯；普罗波提乌斯声称，他是罗马人的卡里马库斯。
　　因此，人们有时候认为，罗马人实际上只是个模仿的民族，他们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个二道贩子，把希腊人的成就传送到基督教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罗马人的遗产。在他们中最聪明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把自豪和谦恭精妙地融合在一起的精神。每个人都承认：罗马人军事上十分伟大（尽管这种承认本身常常伴随着道德上的谴责）；很少人否认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伟大；一般来说，人们也承认，他们在工程、司法和排水系统的设计上超过前人。有些人也许还会给他们更多点荣誉。1821 年，正当“希腊热”的高潮时期，雪莱在他的《希腊颂》的《序幕篇》中这样写道：
　　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如果没有希腊，罗马这个我们的导师、征服者和我们祖先的家园，将没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们也许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也许比这还要糟……处在停滞而又可悲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
　　这段话肯定了罗马文化的某些价值，但那只是因为他们播撒了希腊人的文明之火。在本世纪，阿诺德· 汤因比仅仅将罗马文明视为希腊文明的一个亚种，是希腊文化在世界国家庇护下的延续。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罗马人的成就究竟有多大，范围有多广？如果我们要了解罗马对后世影响的程度的话，那我们就得对这个问题给出某种答案。但首先我们应该界定的是“影响”这个词的含义。它包含如下三个层次：
　　决定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源是它所影响的事物的基础或者必要条件。没有古典建筑的范例，文艺复兴的建筑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古典史诗传统，也不可能有《失乐园》。
　　从属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源不构成被影响者产生或存在的基础，但提供了支持或者使其更完善。例如，如果塞涅卡从没有写过悲剧的话，英国的复仇悲剧可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因为人们意识到有他创作过这类悲剧，所以把它当作一个可能的模仿对象。17 到18 世纪英国人的社会与政治思想无疑是扎根于英国历史与社会的，但它们的表达方式受到了新斯多葛派或者西塞罗哲学的影响。
　　装饰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影响源只是使被影响者的表面更加高雅豪华，或者说，在同样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几乎相同的东西的时候，仍将此源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或者借口。18 世纪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们在演说时总是引用古典作家的言论，以证明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引用古典作家的语句并不比引用其他人的话更能表现他的文化素养。当提波洛在威尼斯拉波亚宫殿的墙上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的时候，他是在描绘罗马的历史。但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他同样会从其他地方找到类似的题材。实际情况也是，他的主人公们所穿的服装很难说符合罗马人的实际。
　　这些区分比较粗略和一般，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楚，但作为一般的指南也许对我们的论述很有帮助。
　　罗马人是第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把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下的民族，并把这个大帝国维持了好几个世纪，这是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对这个问题采取道德的评判也许没有什么意义。直到晚近，人性的本质似乎都是：强大的政权总想扩大自己的领土（现在就说这个本性已经消失好像太早了点）。谴责罗马的征服活动几乎就像谴责雨竟然是湿的一样毫无意义。奴隶制扭曲了希腊—罗马世界，但其他的古代社会也是如此，奴役战俘至少比把他们刺瞎或者把他们剥皮要好些。所以，当人们提出奴隶制使希腊人和罗马人变好还是变坏的问题时，问题本身似乎就没什么意义。在解放奴隶方面，罗马人至少比希腊人更积极些。有时候人们提醒我们注意：古代流传到今天的文献，没有一篇是由处在奴隶状态下的奴隶创作出来的，并为人才的浪费和不幸哀叹。这个观点本身不无公正之处，但它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太伦斯、埃庇克泰德、第一位拉丁诗人李维乌斯· 安德罗尼科斯都曾经是他们的主人解放的奴隶。还有，西塞罗的通信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他的被释奴提罗；贺拉斯所以创作出他的作品，则是因为那个不知名的罗马人解放了他的父亲，并使他几乎发财，从而让他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钉十字架是处决犯人的罗马方式。这是一种慢性折磨，令人恶心。可它竟然从一种群体虐待狂热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罗马人确实比希腊人更让人讨厌。但将罗马和平所带来的好处与罗马的压迫作比较，以衡量孰大孰小，似乎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大量关于罗马政府残忍与腐败的例子，但那些如此谴责罗马的人，实际上在两个方面还是隐含着对罗马的肯定的：一是我们所了解的罗马人滥用权力的绝大多数例证，都是由罗马人自己记下来的；罗马人至少还有一个良好政府的理想。如果西塞罗没有控告的话，我们是不知道臭名昭著的维列斯的。如果西塞罗没有调查并感到震惊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那高尚的布鲁图竟然会在西里西亚放高利贷。罗马人也许没有那么高的职业道德，但伪善至少对美德还有包含着缺点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在亚述人或者阿兹特克人的文献中找到哪怕是一丁点的自我批评的话，我们也要为那一小点的仁慈感恩戴德了。第二，如果说我们对罗马人感到愤怒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人们如今已经能充分认识到古希腊人的另类性，但罗马人与我们颇为相像的情感依然故我（尽管常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情感在罗马诗歌评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今竟然还有那么多的文学评论者继续认为卡图鲁斯、奥维德，甚至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有近代式的自由民主思想，真是让人吃惊。或许我们应该说的是：正是因为罗马文化如此人道和“现代”，并在经过如此多的世纪后，仍然能够让我们理解和欣赏，以至于我们很难认为他们和我们是如此不同。而这恰恰是对他们成就的肯定和赞美。
　　希腊人为我们创造了民主制、君主制、僭主制等有关政治理论的名词，但罗马人在政治实践方面的影响更大。他们实际上传下来两种政治制度模式：中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和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恺撒主义”的君主制度（早期罗马共和国那种据称节约和简朴的共和国或许可以被当作第三种模式，不过，虽然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18 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印象深刻，但它本身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而缺少确定的政治内涵）。
　　公元前1 世纪罗马共和国崩溃之前，罗马一直是由贵族管理的。不过贵族并非一个僵化的等级，而是一个相当庞大且可以吸收新成员进入其核心的流动的集团。公职一年一任，选举制度非常复杂，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那些崇拜罗马政府制度的希腊观察家们，如历史学家波里比阿1 等，将其描述成“混合政体”。西塞罗之类随时准备颂扬他们祖先智慧的罗马人，接受了希腊人的赞美之辞，庆幸他们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平衡的政府体制，从而避免了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极端之处。而正是这些极端的制度导致了希腊的衰弱。
　　前不久人们还把这些话当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认为罗马共和国实际上是一种寡头政治，所谓的民主成分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或者老古董。但最近历史学家们给予罗马制度中的民主成分更多的重视，因为官员都是民选产生的，统治阶级也确实需要寻求选民的好感。因此，罗马共和国和17 到18 世纪在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代议制政府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在英国，统治阶级也是由一个资格有限制，但数量相当大的选民选进议会的。当欧洲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还实行着君主专制制度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当时英国政治制度中的某些罗马特色：迟至1851 年，还有一个意大利的贵族告诉纳索· 西尼尔1，“当我阅读西塞罗的书信时，我以为是在读你们的一位政治家的书信，因为所有的思想、情感和几乎所有的表达方式都是英国式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英国的政治家们也很自然地用西塞罗的语汇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当切斯特菲尔德勋爵2 退休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说：“Otium cum dignitate （拉丁文，意思是“光荣的退休”）是我的目的。”（1748 年2 月9 日的信件）当霍兰勋爵希望赞扬西班牙一位自由主义派政治家的开明的时候，他说的是：他的原则与“西塞罗和福克斯先生”相近。
　　如果我们因此声称，英国的历史是由罗马的先例决定的，那将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社会压力以及党派激情确实会发挥作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根据西塞罗、塞涅卡和李维的思想，创造出“公民人文主义”理论。马基雅弗利的《论李维》启发了詹姆斯· 哈林顿，使后者在克伦威尔护国政治时期写出了《大洋国》。符合混合政体理想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追求荣誉的观念，通过这些作品渗透到18 世纪的政治思想中，并得到广泛认同。这里我们不仅要涉及政治思想，而且要考虑到因古典教育所形成的观念。拉丁语演说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思想是18 世纪政治家们的灵魂，他们的思想在下意识中是元老派的。我们很难追溯这种影响是什么时候达到如此深远广阔的。但似乎有理由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理论对当时的政治理论有决定性影响，对政治实践至少有从属性影响。
　　罗马人所提供的另一种政治模式是恺撒主义。“恺撒”一词原本是一个家族的姓氏，后来变成了一种象征。20 世纪初还有三个统治者拥有恺撒的名号，他们是波斯的沙阿、德国的皇帝和俄罗斯的沙皇。确实，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直到1978 年，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或多或少地是由一个恺撒统治的。当然，罗马遗产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君主制度，因为在那之前已经有过许多君主国了。它的贡献在于它把绝对专制主义与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结合了起来。那些试图在罗马法中寻找“人权”之类东西的人可能会失望地走开。但作为一种调节家庭、财产和人们之间关系的体系，它的作用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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