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松奇谈.第2卷_高晓松_9787539989808_湖南知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读者荐购服务

《晓松奇谈》2014年6月6日在爱奇艺开播，截止目前，总播放量累计早已突破5亿！

本书为《晓松奇谈》系列图书第2卷，本卷中，高晓松将首度自曝本人百年家族史的光辉与阴影；高晓松带您回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光辉岁月；从威尼斯到蒙古帝国，从澳洲到美洲，为你呈现不一样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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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这么多期《晓松奇谈》，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什么发现呢？我注意到，我讲了那么多家国大事、大人物，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其实还是小人物的历史，比如崔大师的故事，比如八千山东学生的故事，还有张大千怎么赶飞机的故事。由此给我一个重大启发：对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史、口述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因为好多大历史，在书上就能看到，不用再听我讲了。

因此，从今天开始，我要讲一个很小的系列，讲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人的家族史。谁呢？就是鄙人，“矮大紧”本人。

按说，一个刚四十多岁的人，就讲口述历史，实在是有点早。但是呢，要知道，中国是个很不一样的国家，刚过去的这一百年，经历了三朝之多，经历了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尤其是最近这四十年，又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罕见、全世界都罕见的巨变。所以，既然一位中国的百岁老人都可以阐述三朝历史，那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人，当然也可以讲一些不一样的往事，讲一些在今天的年轻人和小孩听来匪夷所思的、关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小小历史。这些故事既有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家里人跟我讲的，我把这个小系列叫做“朝花夕拾”，就权当我本人的“口述历史”吧。

从哪儿开始讲呢，就从我出生开始讲吧。我出生在1969年11月14号，这要让讲究风水的人听了，估计会觉得很可怕，11月14号，“要要要死”！别怕，我后来搞了音乐嘛，“1114”就变成了“多多多发”。生在哪儿呢？生在北京。生在北京什么地方呢？当然是妇产医院。但奇怪的是，我在妇产医院只待过一天，我妈待产、坐月子，都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我一个亲戚家里。什么亲戚呢？我的舅公。我舅公姓施，就是中国最有名的中医——施今墨。施大夫，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也是唯一给孙中山、蒋介石、毛主席都看过病的大名家。施家跟我家关系非常近，以后我再慢慢讲施家的故事。

先说说为什么我生在我舅公家，而不是自己家。大家想想，1969年，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不管是叫“十年浩劫”也好，还是叫“文革”也好，反正对知识分子来说，对很多很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最难过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甚至性命都不保。我们家还算好，保住了性命，但是其他东西都没保住。我出生那年，我们家被打倒了，存款被冻结了，工资也停发了，家里还搬进来五六家成分比较好的人。所以那时在北京，我们家那真是片瓦全无，一分钱没有，连粮票都没有。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粮票，你就算有一亿块钱也会饿死，因为就算你买一块桃酥、一个馒头，也得要粮票，而且还必须是北京市粮票，才能在北京买东西。

当时惨到什么程度？据我舅舅讲，我妈那时在单位门口放了一个盒子，大家来募捐粮票，有人可怜我们家，时不时给个半斤一斤的粮票，就这样，一大家子才得以生存下来。我舅舅说，那时家里的古董、字画什么的，该抢的也抢了，该拿的也拿了，藏起来的也不敢拿出去卖，因为这叫“四旧”。最后能卖的全卖掉了，比如家里的几个明朝传下来的太师椅，一块钱一个，全卖掉了，卖了几块钱。我的外公最后拿这全家仅剩的几块钱，让我舅舅去买菜，然后说，你一定要记住，以后咱们家再有钱的时候，一定要省着花。那个时候家里就是这样凄惨的状况，于是外公外婆只好把有孕在身的我妈托付给了我舅公。于是我就在我舅公施今墨家里出生了。

这还是我没出生时的情况。等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全家都下放了。我外公外婆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养猪，我父母到大庆去参加松辽油田会战，在那里住“干打垒”，当工人。我父亲是清华土木系，我妈是清华建筑系，俩人加一块正好能盖房，于是就去建设大庆。那时候还不叫大庆，还叫松辽油田，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叫高晓松了吧？就是因为在松辽油田会战的时候，“会战”出了一个我。我妹妹叫高晓江，就是因为后来他们又转到江汉油田会战去了，又“会战”出一我妹来。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为什么被打倒。说白了，在那个年代，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管你什么出身，想打倒你，都很正常。你参加过国民党，给国民党当过邮递员、税务员，不行，要打倒你，城管也不行，反正你就是帮助国民党欺负过中国人民。你是老革命，但你跟错了路线，走向了修正主义路线，也要打倒。你既没当过国民党，也没当过共产党，但是你出国留学了，也不行，这叫里通外国，你就是特务。

我们家这一拨人就都是出国留学的，于是就都被打成了特务。具体罪名也很有意思，当然有很多罪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里通外国，偷运贵重金属出境，给帝国主义”。那时这可是一大罪。

我们家这样的一个罪怎么来的呢？话说我外公外婆曾经留学德国十多年。我妈就是在柏林生的，那是在1942年12月31号，阳历除夕，所以我们家后来还保存了一封珍贵的小电报。那时候留学生都没钱，穷，而电报又很贵，所以只发了五个字，叫“除夕得一女”。那会儿柏林正赶上英美大轰炸，大家都得逃难。

我外公外婆逃难没法带着我妈，就把我妈寄养到了一个德国上校的家里。这个德国上校是纳粹党员，他为什么同意收留我妈呢？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是感觉到德国要战败了，如果德国战败了，那家里养着一个盟国的孩子，是不是以后罪行可以轻一点呢？要知道，不是每个德国纳粹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信仰坚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不缺动摇的人。所以，他们家对我妈还挺好，把我妈养得白白胖胖。

我外公外婆的逃难生涯，直到德国被占领，美军进来了，才算结束。外公还给我讲过他们逃难时的情景，特别有意思。那时所有的德国人，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拼了命地往西边跑，因为西边是英美法的军队占领的，在那边好像还能保命；而东边是被苏军占领的，德国人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军队在苏联犯下的罪行，所以觉得被苏军俘虏了肯定会很惨。所以大家都拼了命往西跑，最后在西边的一个小城，终于迎来了美军的占领。

外公外婆那时候已经整整两年没吃过肉了，德国老百姓也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后方实行配给制，几乎所有的资源都供应军队去了，所以老百姓就只能吃点土豆，面包都很少。以至于外公在战争期间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是吃完了饭要舔盘子。大家现在去德国看，德国人都还很严谨，不浪费粮食，通常在吃完饭以后，不管是汤盘子，还是菜盘子，都会拿一小块面包把盘子擦干净，然后把那面包吃了，盘子都不用洗了。

战争年代，没面包，拿什么擦呢？只能拿舌头舔。以至于我外公都七十岁了，这毛病都没改。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来采访，吃完了饭，他居然当着人家的面，把一盘子给舔了。我说，你别这样，人正开着摄像机。他说，哦，我忘了。你看，这就是战争年代穷惯了养成的一个毛病。

外公跟我讲，那时大家都藏在地窖里，听着外边的炮声渐稀，有胆大的男人爬出去看。回来说，美军进来了，德军全撤了，于是我外公外婆就跟着全镇人出来了。美军一看，咦，这儿居然还有俩盟国的人啊。等美军打开了德军仓库，赈济饥民的时候，德国的普通百姓给两片面包就算了，却给了我外公一罐两公斤装的熟牛肉。我外公说当时就吃了半罐，太饿了，两年没吃过肉。

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情况下，我妈居然还养得白白胖胖。养我妈的这家人，到现在还跟我家有联系。当然中间断了很多年联系，因为后来东西德分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互不往来嘛。直到1998年，我妹妹结婚，她嫁给了一个一米九七的德国人。婚礼在德国北部一个叫Hohe Acht（德语）的山顶举行。我妈就怀着试试的心情，写了一封信，寄到她小时候被收养的那个地方，想看看那家德国人还在不在。信里说，当年我还是个小女孩，现在我的女儿都要结婚了，如果你们还在，希望你们来参加婚礼。还附带了一张地图，讲了怎么过来的路线。

婚礼那天，等我们到了那山顶，开来了一辆奔驰，下来一个老太太，老人已经九十岁了。一看见我妈，俩人就抱头痛哭，管我妈叫“quinne”。因为我妈叫张克群，所以管我妈叫“群”，发音不准便成了“quinne”。于是他们就参加了我妹的婚礼。他们家那儿子后来也去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前一阵我还收到了他的邮件，说有机会一定来拜访，因为他在家里看到过我外公外婆、我妈妈的照片。这么一来，我妈就等于在德国人家里长大的，所以我妈刚回国的时候，不会说中文，只会说德文。

说了半天，这“贵重金属”是怎么回事呢？德国战败以后，我外公外婆的很多同事，参加过纳粹党，就很害怕，毕竟纳粹犯了那么多罪行，怕盟国来了，被绞死，被枪毙。那个时候，人心惶惶，德国的货币体系也已经完全崩溃。德国西部所有的货币，都成了废纸。德国东部就根本无所谓货币了，苏联红军来了就随便抢。苏联红军都怀着报仇的愿望，据说强奸了100多万德国女人，抢了无数东西，正义不正义咱就不说了，纳粹在苏联土地上也没少犯这些罪行。西边来的英美军，好歹文明一点吧，就不抢东西了，咱买东西。可是你又没货币，拿什么买呢？骆驼牌香烟。美军每天的配给都有骆驼烟，于是骆驼烟就成了硬通货。一根骆驼烟，恨不得就能睡一个美女；两根骆驼烟，搬走一钢琴；半包骆驼烟，拿走一幅名画。

在这种整个社会体系都崩溃的情况下，我外公外婆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德国教授，就把家里的家当全部变卖掉，换了一小块白金。其实也没多大，然后就交给了我外公外婆，说你们是盟国的人，盟军来了，你们的财产应该不会被剥夺，我就把这块白金交给你们。如果以后我还能活下来，你们还能找到我，就再还给我；如果找不到我了，也找不到我家人了，就算送给你们了。我外公外婆在战争期间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已经在德国开始教书，大家同事一场，所以也就接受了这块白金。

外公外婆后来的日子虽然也很苦，但一直也没动这块白金，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自己的，是人家的。他们带着这块白金，先是从德国到了瑞士。为什么到瑞士呢？因为外公外婆这些留学生啊，当时天天想的就是回国参加建设，而且觉得应该学一些本事再回国。当时中国最缺的都有什么呢？比如发电站。他们知道小丰满水电站用的是瑞士的汽轮机，于是他们就到了瑞士，到生产这个轮机的工厂去做工程师，想学会这套本事再回国报效。

可见那时候的人是非常爱国的，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应该说比今天的留学生要爱国很多。我之前在《晓说》中有三期讲淞沪战役，就有过这么一个小细节。我外公外婆是1937年离开的中国，我外公考的是公费的“庚款”留英，第四届还是第五届来着；我外婆是自费留德，因为留德没有公费生。他们登船离开上海那天，正好是1937年8月17号，上海淞沪战役正式打响的日子。因为战争没有打进租界，所以船是从租界出发的。当时整个华界已经炮火连天，所有的留学生都站在船尾，哭着对这个炮火连天的苦难祖国说：我们一定要学好本事，回国建设这个国家。

当时船上的学生，除了我外公外婆，还有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后来成了农大著名教授的裘维蕃等等。这批留学生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尤为强烈，因此在留学期间，他们的专业不停地变。我外婆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后来听说日本空军如何如何厉害，日军怎么怎么轰炸中国，就立志学航空，所以在哥廷根大学就改学了航空，而且师从的是世界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大师普朗特。我外婆就成了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也是普朗特唯一的中国籍博士。

普朗特还有一个中国籍的徒孙。这人是谁呢？就是钱学森。普朗特在1902年收了他第一个博士，叫冯·卡门。喜欢军事科技的人当然知道，冯·卡门是美国的火箭之父。冯·卡门后来带了一个博士，就是钱学森。四十年之后，普朗特的最后一个博士，叫陆士嘉，就是我外婆。这一点很有趣，本来我外婆跟钱学森是北师大附小的同学，结果大家从国外学一圈回来以后，我外婆变成钱学森的师姑了。

我外婆后来回国参与创办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我外公也是这样，一开始也是学物理的，后来也是为了报国，就学了翘体力学。翘体力学大家都知道，就是轮机、潜艇等等。1946年前后，他们在瑞士那个轮机厂做工程师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联络怎么回国。最后终于联络上了中国驻法大使馆，获得了帮助。回国的这一路特别艰辛，从法国先到法属越南，又从法属越南到香港，从香港才回到了内地。

我外公外婆回国后，先是在同济大学教书，后来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又到清华大学做教授。刚才不是说白金的事吗，这一路上他们就一直带着这块白金，直到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德国分裂了，东德跟我们是友好国家，所以东德就有教授来访问。他们就问来访问的人，你们认不认识那个什么什么教授，那是我们当年在德国的同事，我们还帮他保存着一块他的白金呢。他还活着吗？东德教授说，还活着呢，而且家里人都还在。我外公外婆说，这块白金是他的财产，我们带了这么多年，现在赶快完璧归赵吧，就托这位东德教授带回了德国。

其实那教授当时还在西德，那时德国刚刚分裂，两边的隔离还没那么严格，后来修建柏林墙，完全封锁，那都是60年代以后的事了。把一块贵重的白金，从国内辗转交给西德的某教授，这就是后来“偷运贵重金属出国”这么一个大罪的来历。

1966年，“文革”爆发，各种各样的批判就上来了，“偷运贵重金属出境”这些就全都抖出来了。加上那个时候，外公外婆都是一级教授，外公还是院士，所以工资很高，他们两个人那时候都是360块钱工资。所以就风传有多少存款，“清华首富”什么的，反正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罪名就全上来了，一通痛批。这就是刚才说的靠“募捐粮票”生存的那段凄惨岁月。

到了1968年，我外公外婆就都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养猪去了。虽然说是养猪，我外公外婆还很乐观。我们家好像有一种乐观的传统吧，大家看我也是，不管什么境遇我都倍儿高兴，可能就是有祖传基因。那时候，我外公还专门托人在北京买关于养猪的书，寄到江西去。还说，一定要把养猪这个事研究好。知识分子就这毛病，什么都要研究一下，训练一下。

外公外婆在那儿养了很多年的猪，其实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等方面是有很大影响的。后来他们俩年老以后，经常跟我说，一个科学家最珍贵的时光，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这段时期，因为到这时候，你所研究领域的各种东西，基本上已经看明白了，你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这时候你也已经有了资源，有了实验室，有了助手，还又有了思想，有了精力。所以说，五六十岁是科学家最好的时光。结果倒好，这段时光他俩跑江西养猪去了。

当然后来我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国家也给了很高的待遇。我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是在十七岁，就是我外婆去世后的追悼会。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同志亲自到场，我还跟习仲勋同志握了手。因为当时我舅舅还没回国，我就变成了站在最前面的，赶上了和习仲勋握手。

外婆去世时还有一个小插曲。追悼会上来了外婆的很多学生，这其中有两位当了部长的，一位是当时的高教部部长何东昌，一位是当时的广电部长艾知生，都亲自陪同到了八宝山。当时出现了一件让我特别难以忍受的事：一位负责火化的工人就不给我外婆火化，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么热的天，你得给我送两条圆球烟和两瓶二锅头，我才烧。陪同去的那么多人，学校的校领导，还有两位部长，大家一听都傻了，都说：“小同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国家这著名的科学家呢？这是我国的‘居里夫人’你知道吗？”“那我不管，大不了你们把我撤职，反正我就是不想干，烧死人的事我就是不想干。”我只好连夜骑车，从八宝山骑到前门，商店都已经关门了，我只好挨家敲门，总算买到两条圆球烟、两瓶二锅头，然后再骑回去。最后把烟酒送上去，这才给烧了。可见当时这个社会风气，已经成了什么样子，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再说回到我外公外婆。外公外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今天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他们不仅在战乱年代学的专业都是为这国家的未来着想的，而且回国以后即使受到迫害，他们也都是无怨无悔的。不是戴高帽，他们真的是在无怨无悔地爱着这个国家，而且他们都两袖清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所有的遗产加一起，只有三千块钱。八十年代初，外公受命创办深圳大学这所给全世界看的“窗口大学”的时候，他身为第一任校长，经手了无数的钱、土地，愣是没有把一分钱拿回家来过。那时候一个深圳特区户口，能卖八万块钱，我外公手里拿

着无数的深圳特区户口，也没有徇过一次私。

现在深圳大学的主楼里还有我外公张维的雕像，后面刻有铭文，上面还有我写的二百字。“夫妻同为科学栋梁，儿孙上进不辱家风”，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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