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撷英：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从晚清新兴的报章文字中选取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视角，透过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具体探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者试图通过进入报刊，实现阅读视角从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并由此返回现场，这种努力在本书中具体落实为通过对十个个案的剖析，对史料进行精细处理，以期逼真地展示晚清社会的某一现场，并由此揭示出其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上篇"女性社会"以个案整合"的方式，映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中篇"女性典范"以勾勒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为目标，意在展现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下篇"女性之死"是对三位死于上个世纪初的女性各异的死亡方式、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波的歧出的意义指向的解说。作者认为，由此构成的晚清社会的图景，实际上蕴含了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萌发的种种迹象。《博雅撷英：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作者以宏阔的视野精细地操作向不被学界看重的报章史料，以此生气淋漓地重现了晚清社会的诸般图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人意料又令人信服地勾勒出晚清社会与思想新变的轨迹。
《博雅撷英：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选择将女性问题作为透视晚清社会的视窗，以精细详尽的个案分析而非泛泛而谈的宏大叙事为研究方式，借助于忠实客观的报刊媒体而非太过主观的编选史书为原始资料，寻觅晚清女性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同时全方位地重新呈现晚清的社会场景。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社会与文化》《阅读梁启超》《晚清上海片影》等。
导言 重构晚清图景
上篇 女性社会
第一章 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
——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
第一节 利用报刊的自觉意识
第二节 中西女士的盛大聚会
第三节 中西并重的办学方针
第四节 华洋杂处的文化环境
第二章 新教育与旧道德
——以杜成淑拒屈彊函为例
第一节 通信订婚与文明结婚
第二节 男学生的私函与女学生的公开信
第三节 屈彊的革退与中国妇人会的分裂
第四节 “启发知识”与“保存礼教”两不相妨
第三章 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
——《女子世界》研究
第一节 刊物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第二节 作者的聚合
第三节 “女子世界”的构想
第四节 “女权”优先还是“女学”优先
第五节 体育为女子教育第一义
第六节 杂志的续出
第四章 历史记忆的重构
——晚清“男降女不降”释义
第一节 “十不从”小考
第二节 为民族殉身
第三节 “足”以有别也
第四节 雌风吹动革命潮
中篇 女性典范
第五章 晚清的古典新义
——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
第一节 “文饰政论”与“新眼读书”
第二节 史书中的班昭与《女诫》
第三节 女子教育的楷模
第四节 男尊女卑的祸首
第五节 旧经典与新思想的离合
第六章 误译误读与正解正果
——批茶女士与斯托夫人
第一节 《五月花》与《批茶女士传》
第二节 美国废奴先驱的形象放大
第三节 光荣属于谁
第七章 接受过程中的演绎
——罗兰夫人在中国
第一节 罗兰夫人何人也
第二节 女杰本自东瀛来
第三节 中西合璧的启蒙角色
第四节 意蕴丰富的形象符号
第五节 化出罗兰劫后身
下篇 女性之死
第八章 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
——惠兴自杀事件解读
第一节 解不开的死结
第二节 “旗女亦为彼族兴学乎”
第三节 惠氏死而八旗生
第四节 江南之士夫不若河北之俳优
第五节 女杰死而学校兴
第九章 从新闻到小说
——胡仿兰一案探析
第一节 由新闻到案件
第二节 名禀告实监察
第三节 以放足争兴学
第四节 变先进为中庸
第十章 纷纭身后事
——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
第一节 舆论的抗争
第二节 大吏的被逐
第三节 良心的拷问
第四节 安葬的义举
第五节 告密的报应
第六节 文学的聚焦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新版后记
第二节男学生的私函与女学生的公开信
从风气尚称开通的江南地区，回望天子脚下的北京，其在时代剧变中的相对滞后与保守，既显而易见，也很容易被放大。京城其实也在变，只是以上海的眼光来打量，其慢一拍的节奏往往会被误解为凝滞不前。
以女子教育而言，在上海中国女学堂创立6年以后，1904年3月，京城才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其恰好是由后文将要谈论的女主角杜成淑的父亲杜德舆在自家宅院中所设，筹建时还计划延聘秋瑾担任教习。并且，在同一年，北京也以同样的时差，晚于上海的中国女学会，产生了小型的知识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秋瑾也成为此社的成员。该社虽然没有嗣后成立的中国妇人会声势大，但其“以华族妇女有学问者”担任正副社长的做法②，倒体现了京师多官气、重等级的特点，而为后来者所承袭。这也与上海对俄同志女会为救国志士的集合体取向不同。
因赈济美国旧金山地震中受灾的华人，而于1906年组织的中国妇人会，其性质属于以上层妇女为主的慈善团体。因而，次年年初，当江北发生水灾时，该会又义不容辞，出面募捐。其中一次重要的筹款活动，即是春节期间，在琉璃厂售卖《难民图》。从正月初二开始，“十日之间，上下社会，捐集之款，竞得一千余元”①。而此一义卖的发起人，即为杜德舆的夫人黄铭训，其两个女儿、四川女学堂学生杜成玉与杜成淑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②
正月初十（2月22日）下午，正在募捐现场的杜成淑，收到了一封由参加义卖的小学生胡润仁转交的信，内附屈疆的名片一张，并注明“字伯刚，浙江平湖县人”。背面有“京师译学馆”的英文名称，因知屈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此信对杜表示爱慕，可说是一封言辞大胆的情书。因这类书信乃私人秘密，很少流布后世，故作为标本，也值得详细摘引。
屈信开头即称：“识君已将一载，清风朗月，我劳如何？胡图天假之缘！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私心欣幸，曷维其已？”行文不免酸腐，然而对于有机会见到杜成淑，确实表示出由衷的喜悦。不过，因为相遇的场合未必适当，便为其后收信人的发难提供了口实。而从杜氏对相识一说的否认，追问“究竟何时通名？何时谋面？何时聚谈”，屈未做答复看，所谓“识君”应非正式相见，最多是屈知杜而杜并不知情。
接下来，这位出身江南、修习英文的大学堂学生，开始批判中国传统隔绝男女的做法。而其说若放在上海一带报刊中，本来并不算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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